作者 谢田

汉委奴国王金印

中国文明在古代有广阔的辐射范围，形成了一个中华文化圈。在朝鲜、韩国、蒙古、越南等国，都有部分古代中国文化艺术的成就留存。尤其是日本，从其文明诞生之初，就努力吸收中国文化并加以保护，大量在中国早已不存的古代文化风貌在日本却得以保留。

孔子曰：礼失求诸野。我们祖先创造的文化艺术财富，无论流传在哪里，我们都有继承和发扬的责任。某种意义上，中国文化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遗产，在保护文物和宏扬传统文化已成为全社会共识的今天，了解一番留存于日本的古代中国文物，借鉴日本在文物保护方面的经验，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无疑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1、东汉赐予的金印保存完好

日本和中国的交流开始于约两千年前。据《后汉书》记载，公元57年，倭奴国极南地有使者来华朝贡，汉光武帝敕封其王，赐予印绶。令人惊奇的是，东汉时皇帝赐予的金印今天还能看到，它藏于日本南部九州的福冈市博物馆，印上写着“汉委奴国王”五个字，是日本的国宝。1981年在扬州发掘出了东汉的广陵王玺金印，是公元58年制作的，专家通过比对，认为这两个印时间相差只有一年，工艺几乎一样，有可能是同一个工匠的作品。

从东汉到隋朝以前，日本一直通过对华的朝贡，来吸收文化并得到敕封。这个时期在日本叫古坟时代，出土的文物有时会带有鲜明的中国风格，包括铜镜、壁画、盔甲等。尤其是有一些精美的镀金马鞍，好比大阪丸山古坟出土的金铜透雕鞍金具，透雕纹饰华丽复杂，是大陆传去的舶载品，和辽宁北票出土的北朝马鞍非常类似，反映了当时中华文化圈的最高工艺成就。到了隋朝，日本出现了其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人物：圣德太子。圣德太子极度推崇儒释两道，他于公元604年公布“宪法十七条”，让日本全面学习中国的文化制度，并派出遣隋使到中国，直接学习中国的文化艺术并将之带回日本。

2、唐代建筑留存二十多座

圣德太子时代留下的文化遗产，最经典的就是奈良的世界遗产法隆寺。法隆寺始建于公元607年（隋炀帝大业三年），目前遗留的主体建筑，根据对建筑木材的科学分析推算，大约建于公元650-670年左右，相当于中国唐高宗在位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木结构建筑在中国早已不存，中国现存只有三座唐代砖木建筑，最古老的山西五台县南禅寺大殿建于公元782年，此外还有两个唐代晚期的建筑。而日本保留了二十多座相当于中国唐朝时期的古建筑，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是令人惊叹的。

法隆寺的西院伽蓝，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群，院中塔堂并立，建筑的很多特征都是孤例，推测和南北朝时代的中国建筑风格高度相关，现在只有敦煌壁画上才有与之相似的东西。尤其是五重木塔，平面是四方形的，结构优美，中国现存的古代木塔已经没有这个样子的了，相当于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活化石。还有东院伽蓝的梦殿，据说是在圣德太子居住的地方修建的，是一座八角圆堂，立柱略内倾的做法是唐代建筑的明显特征，然而国内已经没有同类的早期建筑了。

除了建筑之外，法隆寺等早期寺庙还保留了一些南北朝至唐初风格的雕塑，每一个都精美典雅。比如，法隆寺金堂里的铜造释迦三尊像（623年），照铭文的记载是圣德太子的等身像，作者鞍作止利是南北朝时期东渡日本华人的后裔，他用北魏晚期的风格制作了佛像。中国也留有当时的佛像，但全都是石雕，如大同云冈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等，石雕的精细程度一般是无法和木雕铜铸相比拟的。法隆寺的佛像是精工铸造的，细节保存完善，佛手的指间有蹼，像鸡鸭禽类的脚掌一样，意思是可以普度众生，无有遗漏，这种细节在石雕上就看不到了。

有些佛像的风格，连石窟里都找不到了，只有在考古过程中能发现一些类似的残片。如法隆寺金堂里的四大天王像，风格极古，世所未见，只有成都发掘的南朝石造天王像残躯和其有类似之处。还有法隆寺梦殿的救世观音像，通过姿势造型可以判断和中国南朝佛像有类似，但是国内考古发现的南朝佛像不是残缺就是很小，巨大的精美木雕就没有了。

3、寺院保留多件传世孤品

奈良法隆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群

日本寺院的一个优势之处在于其传承可以千年不断。中国寺院历史古老，但是由于战乱太多，法脉传承的年头一般不长。河南洛阳的白马寺，号称是两千年前东汉古刹，但实际上在历代被摧毁过多次，现存建筑是明代嘉靖年间的，寺内佛像文物是1972年周总理下令从故宫慈宁宫调运过去的清代文物。而日本法隆寺的传承自公元七世纪以来就没有断过，千年累积不可小觑。1878年，由于日本明治政府的宗教压迫，法隆寺濒临破产，于是僧侣们将318件自开寺以来传承的宝物献给政府，换到了寺院维持的经费。这些宝物现在收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有11件被列为日本国宝，其中四件直接来自唐朝，如细字法华经和海矶镜等，其他的文物也都间接展示了唐朝时期的佛教风貌，是珍贵的历史遗产。

日本派出遣唐使向唐朝全面学习文化，是日本古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页。当时日本举国家之力，派出最好的官员、学者、僧侣，前往中国全面学习所有能学的一切，然后大量购买各种书籍经卷古董珍玩回国。由于当时年代太早，几乎留下点东西就可能是传世孤品。

4、正仓院，再现盛唐的时间胶囊

在日本奈良的世界遗产东大寺里，有一个国宝古迹叫正仓院。这是个建于公元八世纪中期的仓库，高14米，东西宽9.4米，南北长33米，地板悬空，离地2.7米。这样的设计让湿气、虫害和盗贼都难以进入。仓库的四壁是用横截面为三角形的巨木垒成的，内外空气隔绝，一年四季温度变化不大，而且湿度稳定。如此优质的文物保存环境，在今天也是可圈可点的，在唐代时期可以算是最好的了。公元756年（日本天平胜宝八年，中国唐玄宗天宝十五年），日本圣武天皇驾崩，光明皇后为了祈求冥福，将其遗物大量捐予东大寺。此后历经一千多年，无数战乱灾变，整个东大寺数次被烧毁重建，而正仓院居然完好无损地留了下来，成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时间胶囊，也是世界考古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迹。

圣武天皇的时代，是日本全面彻底向盛唐学习的时代，什么东西都力求一模一样。正仓院里的文物共有九千多件，无论是从中国运回的还是日本制的，都真实地再现了唐代的风貌。其中最珍贵的是一批遣唐使带回的乐器，其螺钿装饰之华丽堪称天下无双。其他文物也都令人惊叹，奈良国立博物馆每年秋季会有一个为期两周的正仓院文物展，每次展出几十件文物。笔者去过2015年的第67回正仓院展，看到很多前所未见的珍品，像如意、拂尘、袈裟之类，样子都和现在不同，只有在古画上才能看到。还有的文物可以和古代文献对照，如红牙拨缕尺，它用象牙制成，上面花纹精美，是唐代宫廷制度的孤证。史书记载，每年二月唐朝皇帝要给臣下赐予尺子，红牙尺是赐给翰林学士的，这种东西中国早已不存，只有正仓院留了下来。另一个特别的例子是毛笔，宋代以前用的都是硬芯毛笔，苏东坡据说是最后一个用硬芯的，后来都改软芯的了，硬芯毛笔的实物中国没有流传，正仓院保留了几根，但是工艺太复杂，目前还无法复制出来。

中国境内保留的唐代文物除了几张古琴和少量书画之外，没有多少传世品，地下发掘出来的文物大多是金石陶瓷一类，木制纸质的就很罕见了。日本是个湿度很高的国家，东西很容易发霉，博物馆展出文物往往都是一两周的时间就要回库保养，这种糟糕的环境条件下竟然能流传如此众多难以保存的唐代文物，可见代代珍藏还是很有效果的。

5、东渡的扬州工匠

留下的唐代作品

奈良唐招提寺的金堂佛像

和正仓院创立几乎同时，扬州大明寺鉴真和尚在日方的屡次邀请下终于东渡成功，同行的二十多人中有专业的工匠，他们把盛唐时期南方的艺术风格带到了日本。现在的扬州早已不存唐代的地面文物，然而在奈良的唐招提寺还能看到唐朝扬州工匠的作品。最典型的是唐招提寺的金堂，那是唐代南方佛殿的真实再现，现在国内很多仿古建筑都是模仿它的。佛殿中的卢舍那佛是现存最大的干漆造像，法相庄严，佛体后背光上有千尊小佛，制作精妙，向世人展示了盛唐佛教造像艺术的高超水平。

说到造像，还有一个寺庙不可不提，那就是奈良的世界遗产兴福寺。兴福寺起源很早，和中国也有渊源，寺内有一个国宝叫华原磬，工艺高超，相传是唐高宗钦赐的宝物。这个寺庙在历史上屡遭焚毁，但每次失火，和尚们都会奋不顾身地冲进火海把文物抢救出来，所以尽管这里没有相当于盛唐时期的建筑遗留，但留下了很多同时期的造像。最出色的是一尊三头六臂的阿修罗像，栩栩如生，形态工艺无可挑剔。日本的遣唐使团中有大量学习技艺的工匠，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想，盛唐时期中国佛教艺术也应该有如此优秀的作品，只是未能流传下来。

盛唐的绘画艺术同样也在日本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奈良出土的7世纪末期的高松冢古坟壁画，和同时代的唐朝壁画风格几乎完全一样，还有正仓院所藏的古画《鸟毛立女屏风》，原来所有的专家都认定是唐代传来之物，后来通过化学检测才发现用的是日本材料制作的。唐代绘画流传至今的非常罕见，所以日本同时期的画作也是重要的参考。像奈良药师寺藏有一幅8世纪的《吉祥天像》，风格华贵洗练，唐风浓郁却又不同于敦煌，应该是唐代优质绢纸画作的再现。

绘画之后是书法，南北朝乃至隋唐的写经流传甚多，主要是因为有敦煌这个无与伦比的宝库在。然而写经和书法作品还是有所区别，书法作品的水平肯定要更高一筹，其流传的数量也更少。日本保留了一些罕有的早期书法珍品，最珍贵的是王羲之后人智永和尚的《真草千字文》。智永和尚是隋代的大书法家，曾经抄写真草千字文八百卷，分赠江南诸寺院，其中有一份在唐朝被遣唐使带到日本，被当作王羲之的真迹而代代珍藏，留到现在发现是智永的墨宝。中国剩下的799份真迹到北宋时只剩下7份，有人将其摹刻于石上，世称关中本，然而后来非但七份真迹全部无存，连北宋刻石都没能留下，现在只有重刻本，可见中国文物保存之艰难。

来源：北京晚报 北晚新视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