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尔泰斯

凯尔泰斯，奥斯维辛灵魂的代言人

“喑哑，即真理，但这是一种这样的真理：万籁皆喑，只有那些说话的人才有真理。只有彻底的喑哑，才是上帝存在的时候；只有在上帝面前的喑哑，才是切实有效的喑哑。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就像对上帝提出想要提高天堂薪水的要求一样地谈论罢工。”

这是几天前我在自己微博上贴的一段凯尔泰斯的话，选自“理想国”刚刚推出的《船夫日记》修订译本。作家好友宁肯回了一个帖子，他寥寥几语评得真好：“这种思考的确离上帝非常近了，几乎是在与上帝俯首贴耳，一种最深的孤独的结果，东欧人特有的孤独，最远的弱星的孤独”。当然，也有网友回帖子说，“暂时还不理解”。

凯尔泰斯的书都是这样，看懂了的人会为能从他的文字中听到自己心灵的声音而感到激动不已，俨如在珠穆朗玛峰上遇到知音；看不太懂的人也很多，他们不理解作家为什么一辈子只写这种让人“读不进去”的书？为什么只写奥斯维辛，想来它已被烧掉了70年？

弱星，用这个比喻凯尔泰斯再恰当不过，他遥远，光弱，但永远不灭地闪烁。要知道，在他2002年获诺奖之前，10部作品在匈牙利的总销量还不超过七千册，平均每本书只卖出几百册；与他年纪相仿的畅销书作家缪勒?？彼特，写一本自己解读《易经》的《占卜书》，竟然卖出十几万册（要知道，匈牙利是人口只有一千万的小国）。凯尔泰斯获得诺奖之后，慕名买书的读者多了，找他签字的人多了，但真能静下心来的读的人还是不多。他的书远不如略萨、帕慕克、库切、耶利内克或奈保尔的那么抢手。2003-2004年，我曾给作家出版社翻译了他的四本书《英国旗》《另一个人》《命运无常》和《船夫日记》，只印了一版，每本只印了几千册，很快就被码垛的书山书海埋葬掉了。不过即使这样，还是有人读到了，即使十年过去，还有作家、读者在默默地咀嚼。

凯尔泰斯说，他不是不会写“一位红唇的性感女郎在手包里放着口红和手枪”那类的流行小说，但他不写，只写奥斯维辛。早在1973年，他就在日记中写道：“我听到有人说我写这个话题已不合时宜……然而近来，我再次震惊地意识到，其实任何东西都引不起我真正的兴趣，惟有‘奥斯维辛神话’：只要我想构思一部新的小说，总会想到奥斯维辛。无论我在思考什么，总要思考奥斯维辛。即便我所讲的（从表面上看）完全是另一回事，但实际上讲的还是奥斯维辛。我是奥斯维辛灵魂的代言人。”从60年代一开始写作，他就知道了自己的使命，并接受了自己弱星的命运。

凯尔泰斯的写作偏执，无疑是源于他14岁经历的集中营苦难，然而他的作品并不止于电网内的苦难，他不仅讲述他所经历的奥斯维辛，而且预言人类将要经历的奥斯维辛。1945年，集中营被摧毁了，但柏林墙拔地而起，冷战时期的东欧人被统统关进一座谎言集中营，凯尔泰斯戏谑而犀利地讥讽说，“至今为止，在这个地方谎言一直是真理；然而今天，就连谎言也不再真实了。”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了，然而凯尔泰斯经过一个兴奋、憧憬、困惑和失落的过程之后，环顾四周，发现人们正兴奋地用金钱建造着一个不仅拆除了电网、甚至取消了国界的集中营，在那里，“人们在战争的废墟上建设起一个和平的废墟”……从这个角度讲，凯尔泰斯的奥斯维辛文学超越了其他奥斯维辛题材的作品，其价值意在于，他从更高的角度看奥斯维辛，不仅控诉，而是剖析，警示未来。

“现代神话是从一场巨大的堕落开始的：上帝创造了世界，人类创造了奥斯维辛。”凯尔泰斯告诉我们，奥斯维辛作为一种人类文化——“大屠杀文化”，将会与人类共存下去；所以，我们要学会如何在奥斯维辛中幸存，在大屠杀中幸存，要学会即使在集中营的焚尸炉旁也能体会“曾在痛苦暂息的时候有过某种与快乐相似的东西”。

意大利导演罗伯托?？贝尼尼在1997年拍摄了一部感人的《美丽人生》，讲一对父亲如何哄骗儿子，让孩子把集中营当做一场游戏最终得以幸存下来。要知道，凯尔泰斯创作《命运无常》是在1965年代中，凯尔泰斯笔下的少年无需被父亲蒙骗，他自己就在集中营里“游戏人生”，为了多领一份米汤，他隐瞒睡在自己身边的狱友死亡的真相，“高兴地”守着尸首睡觉；他津津有味地观察蛆虫如何在他身上溃烂的伤口里你争我抢，饕餮大餐……人的这种生存本能，是人性的悲剧，也是光芒。在小说的结尾，作者通过少年幸存者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自己的心里非常清楚，为了能够活下去，我可以接受所有的道理，这就是我所付出的代价。的确，当我环顾这个亲切的、沐浴在黄昏之中的广场时，当我环顾这条虽被暴风雨冲刷、但仍溢满了万千承诺的街巷，我顿时感到一股生命的力量在我的体内积聚：我将继续自己根本无法继续的生活……假如下次再有谁问我的话，我要向他聊聊集中营里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