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日记》中有这样一段对“禅”的探讨：一个学问很大的人去问“禅”是什么，禅师先给学问很大的人倒茶喝。茶杯里满了的时候，禅师却不停止倒茶，于是溢出的茶水流到桌子上，弄湿了学问很大的人的衣服。学问很大的人生气了，说，我来问你禅是什么，你却这样对我！禅师于是停止倒茶不说话。杯里满了的时候，就倒不进水了。将束缚你接受“新”的“旧”倒掉，才可能接受“新”。“禅”是具体，所以万物才可能皆佛。悟到这一极端，语言才可不妄对“现实”，反而自由了，有情趣。

在《十三邀》许知远访谈历史学家许倬云时，谈及人与时代的关系时，许倬云先生认为，人生所有的追寻，包括理想，义气，欲望等等，到了最后都是虚空，人生的局面也只不过是虚空，只有认识到虚空，才能摆脱。“山谷里面花开花落，没有人看见它，那花白开白落了，因为它不在我们理解的世界里面......我们中国人过日子，都是人和自然整合在一起，中国有二十四个节气，我们过日子总是注意到人与自然的变化同步进行，以至于到诗词歌赋，比如文天祥的《正气歌》，中国人注重的就是这个气，这正气是每一个人身上，都可以禀赋到的一点。面对时代潮流，人要寻找自己内心的归宿，要找理想境界。”

通过获得对内心世界的认识，从而改善自己的外部世界。不论是第一个例子里禅师的回答，还是许倬云先生的见解，都指向了这一点。这两个例子都是通过拜访他人，寻得对禅、对内心世界答案的例子。然而，在上世纪7、80年代，竟有一位来自美国的退学学生来到中国，他和他的搭档一起，通过亲身寻访深山中的隐士，开始了他对内心世界的寻找。最终写成了名为《空谷幽兰》的这本书。当这本书的大陆版本出版时，一时引起了众多讨论，安妮宝贝、安意如、陈坤等人纷纷推荐......在书店，读者们总能看到这本名字优雅，封面是一株兰花的书的身影。如今，距离它的初版已过去十年了，我们再来阅读它时，会得到什么样的收获呢？

这本书的作者比尔·波特并非一开始就选择了来到中国过着行者与隐士的生活。他出生于美国加州的洛杉矶，在美国服完三年兵役之后，他拒绝了国家派他去参加越南战争的命令，转而去德国做了部队里的一个小职员。在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获得了人类学专业的学位后，他继续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研读汉学和人类学。和众多普通的大学生不一样的是，比尔·波特更在意的是自己内心对某种事物的追寻，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他的履历，例如拒绝参加战争，以及人类学和汉学的研究经历中一一得到印证。于是在1972年，他退学来到了中国省岛台湾的佛光山，在那里生活了三年。如同安妮宝贝在《空谷幽兰》的推荐序中所写的那样，三年后，正是通过比尔·波特的翻译，那些中国古代隐士，例如寒山、拾得、菩提达摩等人的著作才得以在西方世界被人们看到。《空谷幽兰》这本书，则主要记录的是他和搭档史蒂芬前往陕西省终南山寻访隐士的旅途。

比尔·波特在1972年做出选择来到中国，看似是从个人的角度出发，其实也和当时西方的社会、文化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二战之后，一股空虚、无望的情绪弥漫在美国社会当中，人们开始思考着自己存在的价值，于是存在主义哲学、“垮掉的一代”文学应运而生。另外，在1968年，反越战的游行示威活动蔓延到了全美的大学校园内（比尔·波特正是拒绝了参战的命令），嬉皮士文化、黑人平权运动、反主流文化的兴起，不仅加深了年轻人对美国社会的质疑，同时也让他们从其他文化中寻找精神寄托。我们比较熟知的“垮掉派”代表作家杰克·凯鲁亚克的一系列作品例如《达摩流浪者》、《荒凉天使》，以及艾伦·金斯堡、盖瑞·施耐德等人，都收到了东方禅宗思想较深的影响。在那个年代，在禅宗和旅途中找寻内心的答案，成为了时代的流行，《禅与摩托车维修技术》也是一份印证。

比尔·波特的《空谷幽兰》很难用纪实文学和非虚构类文学来定义，它更像是作者的游记。在书中，沿着终南山的路途，比尔·波特和搭档拜见了许多隐士，他们都过着极为朴素的生活，避开了外部世界的喧嚣。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名为续洞的主持说的话：“在禅宗里，我们不停地问，谁在念佛。我们所想的一切就是，佛号是从哪里升起来的。我们不停地问，直到我们发现自己出生以前的本来面目。这就是禅。我们一心一意地作者。如果心抛到别的地方去了，不管它到哪儿，我们都跟着它，直到最后心变得安静下来；直到无禅可参，无问可问；直到我们到了这种境界，不问而问，问而无问。我们不停地问，直到我们最终找到一个答案；直到妄想消尽；直到我们能够吞下这个世界，它所有的山河大地，一切的一切，但是这个世界不能吞掉我们；直到我们能够骑虎，而虎不能骑我们；直到我们发现了我们到底是谁。这就是禅。”

很难想象，当这些隐士过着外人看来十分孤独，箪食瓢饮的生活时，他们实际上是在探索一些更为宏大和有意义的生活。我们常把生活的过程比作一场修行，而在他们看来，修行即为人生的本质。书中记述的杨道长对修道有着这样的理解：

“如果你想修道，你就必须做好受苦的准备。除非你生来条件很优越，否则你就要受苦。但是从苦中会得到乐。这就像钱。钱来得容易，去得就容易。如果你不为钱而劳作，钱就意味着更多的东西，你不会浪费它......悟道要花很长的时间，成功需要很大的决心和毅力，真修道的人是非常少的，成功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这些隐士展现的并非是与现代生活相对立的一种人生，他们是在用种种人们得以借鉴的“静心”的方法，告诉人们在孤独的生活中，寻得稳定内心的秘诀。比尔·波特通过走访，在地理和心理意义上重新揭开了终南山的面纱，这份开始于1989年的行走，拜会了隐士、陶渊明、王维等人的精神路途，直到32年后，仍然显示出了它自身强大的力量，并且辐射到了世界各地，最终让比尔·波特的行走和书写，与梭罗的《瓦尔登湖》、“垮掉的一代”文学一样，成为了这个时代的精神参照。（文/覃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