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口中的农老师，叫农加贵，是落松地小学的一个普通教师，在他去之前，那个地方没有学校。

“从1986年办学一直到现在，老师都是我一个，现在我们学校只有四年级一个班了，七个孩子。”农加贵说。

这三十四年里，他送走的小学毕业生有一百一十个。

现在这些孩子走出了大山，融入了社会，有当老师的，有当警察的，还有当医生的。

“第一眼看到机体严重畸形的那些家长，我只想掉头就跑。后来也是看着那些孩子一双双渴望知识的眼睛，就怎么也迈不开逃跑的步伐停下了。”农加贵回忆。

“我一生中最难忘的那顿晚餐”

“碗筷都是新买的，吃吧。”

满满一桌饭菜散发着香味，尤其那碗刚上桌的腊肉，热气腾腾，油光透亮，香味逼人。对于1992年尚属很困难的云南省广南县农村，这是招待贵客的标准。

村长的面容很和蔼，他手上拿着筷子，笑眯眯地看着客人，但就是不动，他要等农加贵和农炳康这两位客人先动筷，客人动过的菜碟，村长一家就不会再动了。

尽管细腻如此，但农加贵心里还是忐忑极了，他不敢动筷，低着脑袋一个劲儿地喝酒。

“我尽量不吃菜，尽量喝酒，因为之前医生告诉我，酒精可以消毒，可以防麻风病。”时隔近30年后，农加贵说起1992年夏天这顿晚餐依旧记忆簇新。

其实，这顿晚餐他无法拒绝。

就在这天下午，他从广南县城第五中学招生办抄回来了“落松地小学”全部10个学生“小升初”的考试成绩，那年参加考试的学生，最高的206分，最低135分，10个孩子全部超过115分的录取线而升入初中。

这是他的第一批学生毕业，而且100%考上了中学。

村长高兴得近乎发狂，这是他们村打1957年建立以来，到1992年整整35年，第一次有学校，第一次有孩子读书毕业并且取得好成绩。

“说不害怕是假话，”回忆当初在村长家吃饭，他说，“我是真害怕，又不敢说出来。”

“不敢吃菜，几乎是空腹喝酒，我喝醉了，是农炳康把我背回了驻地。”

能否留下吃饭，对于这个以麻风病在方圆百里出名的村庄来说，是极端重要的，留下，说明尊重并信任他们；不留，说明来者和外面的人一样，骨子里对他们充满了基于恐惧的抵拒和歧视。

或许，村长那天的挽留，就是一种试探。

我的恐惧心理在逐渐打消。

1986年9月1日开学，第一批学生来了12人，大的有12岁，小的有五六岁。

学生家长中不少人有麻风病，加上感染这种病的潜伏期长达3至5年，所以，农加贵也不知道结局会怎样，稀里糊涂地就当上老师了。

第一次上课前，农加贵还是按照“医生”所教授的“秘方”，用酒精擦手，也喝了点兑水的酒精，给自己壮胆。

孩子们来了。

随着叽叽喳喳的说笑声和脚步声越来越近，农加贵的心跳在加速。

他担心会出现这样的情景——“他们会不会流脓流血、瞎眼、嘴歪、断肢、跪着走路来学校？”

不一会儿，孩子们进来了，农加贵一看，完全正常，没有那些恐怖的情况。

“他们看上去和外面的孩子一样健康正常，很可爱，我的恐惧心理在逐渐打消。”

再走到教室门口，距离更近了，他伸头看了看坐在里面的孩子，还是没有发现有任何麻风病状，和外面健康孩子一模一样，才按住忐忑的心，走进了教室。

“但心里还是怕，”农加贵说，“说不怕是假话。”

“最主要的是，我待了好几年，没有被传染上麻风病啊。”恐惧心理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散去。

“农民给我的补助钱币，纱布包着放在瓦罐里消过毒才给我”

一开始，农加贵只有19元民办教师补贴，村民自发从政府给的补助中集资35元作为给农老师的额外补助。

1989年以后，政府给农加贵的教师补贴增加到了每月45元，但村民的集资依旧继续。一直给到1998年8月，农加贵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为止。

“农民给我的补助钱币，纱布包着放在瓦罐里蒸煮消过毒才给我”“这35元钱零碎得很，面值有元，有角，甚至有分。”

“我非常的感动，暗下决心，教出他们的孩子，送出麻风村。”第二年，农加贵主动提出不要再蒸了。

“一些病人跪着用锅铲收浆的情景我至今历历在目。”

此外，村里还划了半亩稻田种植水稻、1.5亩山地种植玉米来给农加贵喂养鸡鸭改善生活，村民们自发帮助他栽种收割。

现在的落松地小学校址从1986年以来，已经三迁，即使是今天的学校，也是在原校址上重建的。

“第一次到‘医院’旁边建新校舍，必须推平一个小山包才能盖房子，找了一个开推土机的朋友帮我们平地，样样都说好了，但到要动工的那天，他因为害怕变卦了。没有办法，村长号召全村的成年人用人力来推掉那个小山包。”农加贵说，几次学校校舍新建和迁移，都是麻风村村民举全村之力来参与建设的。

“村民有的赶牛来拉土，有的是3个人一组，两个人用绳子拉擀板，一个人使劲把擀板摁进土里，一趟一趟地硬拉，硬是用了1个星期，把小山包推平，然后村民动手，建起了两间教室。”农加贵回忆。

而在此之前，村民自发集资了8000元用于建校。

现在，落松地小学翻新了好几遍，图书、球场、数字化的媒体设备都进了校园。

“学校小操场的地坪，也是当年村民出力平整后再用三合土打起来的，一些病人跪着用锅铲收浆的情景我至今历历在目。”农加贵说。

“只要他们还需要我，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1992年5月，也就是因为孩子那年要报考中学，填表涉及“家庭住址”一栏。

“总不能填写‘麻风村’吧？”农加贵找村长商量，得给这个名气很大，却没有一个“学名”的山村起个名字。

“我们村上面有块地种花生，我们把花生叫‘落松’，干脆就叫‘落松地’吧！”村长同意了。

而在此之前长达35年，“落松地”一直叫做“那边那个村”。

“当时谁家小孩不听话老哭，大人就说：‘再哭就送你到那边那个村！’小孩就不敢哭了。”农加贵回忆。

他最难过的是，每学期期末考试，按照规定各学校的老师都要交叉批阅学生的试卷，但没有一个老师愿意到“麻风村”小学来监考。他只能从其他学校要一份试卷，抄在黑板上，再让学生抄下来做。但是每次考试下来学生都很争气，成绩也很优秀。

“1996年那届人数最多，有三个班，我先到高年级把复习的内容教给他们，又到低年级把新课上了。布置好他们的作业。再到高年级这边上新课，上完了又到低年级检查作业，反反复复就这样上了。通过复式教学法，农加贵创造了不可能。

1999年政府把农加贵调到其他学校，下着雨，十多个孩子无论怎么劝都不听，一直把他送到那个学校才回去。

“我感到背后有一批特殊的孩子在等着我，他们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们。”不久，农加贵又回去了。

落松地村三十多年来所有识字的孩子都是他学生，没有孩子没读过书。

农加贵把大半辈子的青春奉献给了落松地，32年执着坚守，也换得了大山的希望。

30多年来，他一个人教了小学的所有科目，甚至是专业性较强的音乐、美术、体育。他会什么就教什么，即使不会的，他也总想方设法寻找各种资源，比如拷贝一些学生喜欢的歌曲放在电视上让他们学着唱，还会带着学生做一些简单的科学实验。新的数字化、媒体化教学工具出现，他也总是积极地学习。

“我教的七个孩子父母大部分外出打工，好多孩子跟爷爷奶奶住，都是自己在家做饭，不管多晚第二天都会把作业按时交来。”说到现在的学生，农加贵很欣慰。

“长大想当医生，治奶奶的病。”当问及理想，一名学生很认真的说。

“村民们对我这么好，孩子们这么信任我，就让我在这里找到家的感觉一样，只要他们还需要我，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随着越来越多的孩子走出“那个地方”，曾经贫困闭塞的落松地村，如今已融入社会，摆脱了贫困。

来源：综合   新华网、工人日报、云南日报、云南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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