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德亮

茗园是1940年著名弦师白凤岩带着三弟白凤鸣、四弟白凤麒、五弟白凤霖等人创办的曲艺园子，位于西单商场后边的一个二层楼上。园子的房主叫董子元，他开的“子元百货店”就在西单商场里面——那时，西单商场是一间屋一间屋对外出租的，和如今的大商场、古玩城差不多。

这些商户把房子用于开“园子”，非但不要房租，还倒给演出场所一些钱；最早就是由董子园牵头，其他商户都出一点，每天给“茗园”十块钱的。这是为什么呢？为了有持续的客源。一旦商场里有了演出场所，就会有人专门为看节目而来，甭管听不听，随便在商场里买点东西，商家就赚了。西单商场有几百家商户，一家只出一毛钱，但由此带来的效益，就不是一毛钱了。

后来，董子园不想出这个钱了，白凤岩就带着兄弟们在楼下另一个商场（也叫“西单商场”）后边的一块空地继续办园子。那是大华饭店的场地，两边谁也不给谁钱，场地爱怎么用就怎么用。这是1942年的事，茗园由此改称“鸣园”（取白凤鸣的“鸣”字）；与此同时，鸣园前边有个平台，白家又在平台上创办了一个“麟园”，由五爷（当时他叫白凤麟）主事，约角、派场、伴奏等，都是他的事，前台依然由白凤岩掌管。

荣剑尘、常澍田、谢芮芝、谭凤元等单弦名家，都在鸣园演过出；唱京韵大鼓的白云鹏、白凤鸣、小岚云、马书麟，都在鸣园“攒过底”，也就是当过唱最后一场的主要演员。“鼓王”刘宝全是1942年去世的，一众名家里只有他没在鸣园演过出。而鸣园开业时是请小岚云唱的，当时她非常年轻，但也真红。

鸣园坐满了是一百二十八个人，卖水牌子（大概是按演出档次卖票的意思）有一块钱的、有一块二毛钱的（一开始才六毛），每天都有演出，一般晚上能上八成座，白天能上四五成座。

鸣园的演员中，除了白凤鸣是自家能够攒底的名角，其余都是从外面约来的。差点儿的演员给个固定的演出费，不太多；有名的演员就要拿包银了。拿包银的演员都自己带弦师，跟弦师下账。比如唱单弦的是“三大堆”，就是把包银分成三份，演员拿两份，弦师拿一份。因为经常是白家兄弟伴奏，所以只需要给演员包银的三分之二，比如演员本来挣二百四十块钱，实际拿走一百六十块钱，属于弦师的八十块钱就直接给白家留下了。

唱京韵大鼓的是三七账，就是演员拿七成，弹三弦的拿三成。京韵大鼓伴奏需要三大件：三弦、四胡、琵琶，一般有点名气的演员演出时，只有三弦是“傍角的”给弹，拉四胡的和弹琵琶的就是后台的“官中”弦师了，也就是“座弦”，谁赶上了谁来。顶尖的名角最多再带一个“傍角的”四胡，分账也就变成“六三一”了，等于演员少拿一成，分给拉四胡的。像“女鼓王”林红玉一个月挣四百块钱，五爷给她拉一场四胡是四十块钱。可一般的“官中”弦师，前几场谁唱都得弹，弹什么还都得会，一个月连二十块也挣不了。

无论怎么分，鸣园的伴奏基本都是由白家兄弟包圆了。白凤岩是三弦圣手，白凤麒、白凤霖也都是高手，各种乐器全拿得起来，水平还很高。名家都愿意让白家人伴奏，不是顶尖名家的，一般白凤岩还不给伴奏。

五爷说：“鸣园之所以能干那么长的时间，是因为我们家给伴奏。小岚云从天津来，挣十八万日本钱，我们用十二万就把她约来了，大爷给她弹三弦，我给她拉四胡。”

白天上四五成座，园方肯定是赔钱的，但如果一天就演晚上一场，演员只能拿一半的钱；一天安排两场演出，晚上前台赚、白天前台搭，演员一天能挣两场钱。所以一讲包银，是唱“黑白天儿”两场的钱。

记得五爷还谈到了隔壁的“启明茶社”：“常家挣得比我们多多了，他们跟园子是二八下账，后台得到的八成票款中，常连安拿一个半的‘老板份儿’，还有一个‘演员份儿’，他一人就这么多。他们家能演的有多少人啊，连小孩儿都能垫场演出，托边杵（收点零散观众的钱）单有一个箱子，把小孩挣的钱都放到箱子里，那些小孩每天均分；像‘三蘑菇’（常宝霆）、‘四蘑菇’（常宝华）、苏文茂、于世德，还有侯一尘的孩子侯大马，一共有十来个孩子。正式开演前，台下有十来个人，你要不说的话他就走了，让小孩上既是锻炼，也能挣点儿钱，正式开演后观众还能多一点儿。后来，这些孩子都成名了。”

至于演出的时间，鸣园是下午一点半至五点半、晚上七点半至十一点半，为什么演到那么晚？因为晚上人们都没地方去，您就是唱到十二点，他也会在这儿听，听完回家睡觉去。

五爷说：“现在谁还出去呀，那电视有三十几个台还不爱看呢。”这可是2001年的话了，现在呢？都没什么人爱看电视了。时代一直在变化，艺人也得自己想法子。

顺带着说说五爷后来的经历。1946年底国民党一来，鸣园的生意就歇了，白凤岩带着白凤鸣、白凤麒去了沈阳，五爷到东安市场凤凰厅工作。东安市场二楼有块空地方，让五爷组织演出，不花钱白用，图的就是繁荣市场，里面还有台球厅和小旅馆呢，名为“东单世界游艺社”。除了大鼓界的名家，五爷把马三立、侯宝林、王世臣这些相声名家也约过来演出，半个月一付包银。

谁知有一天来了一个兵，自称是国民党第十九团的，说十九团从北边撤下来，要占这里做兵营。五爷以“正在装修”为由，一心想保住房子，说“我们这儿要掀顶子”，就把他给对付走了。结果没过几天他又来了，一看这里没有装修，连灰、瓦、工人都没有，那人拿起墩布，一下子打在五爷的胳膊上。当时五爷二十七八岁，身体正棒，胳膊给打肿了，墩布把断成了三截。国民党兵把五爷抓走，锁在东单的一个铁笼里，逼迫他交房。几天后，在兄长的多方走动下，五爷才被放出来。

国民党兵在那里住了两个多月，把屋里的椅子劈开烧火，将鞭炮放在茶壶里、以崩开茶壶盖为乐，搞得一团糟。

东单世界游艺社就这样垮了。

1948年，五爷到天津给京韵名家孙书筠拉四胡，孙书筠不唱后他回到北京。时近1949年年底，他去了天津，次年同单弦名家张伯扬回到北京。后来他又跟张伯扬、孙书筠、王世臣、钟翠云等人去上海演出，不到三个月赶上“抗美援朝”，演出不上座，就又回了北京。

1951年秋，在前门外鲜鱼口的“迎秋茶社”，五爷带头创办了北京市实验曲艺团，大角儿有王世臣、联幼茹、马书麟、良小楼、谭凤元等人，前头有几场女班儿，还有变戏法的、抖空竹的，演员阵容很强大，表演内容很丰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第一个曲艺团。其中有个小插曲，曲艺团的辅导员、北京市文化局的干部关士杰找五爷谈话：“曲艺团是你成立的，但是你得让王世臣当团长，他爱跳槽，你让他当团长，他就走不了了，你给他当秘书。”

“迎秋茶社”原来是澡堂子，改造成曲艺园子后能坐一百二十多人，票价两三毛钱，也是“黑白天儿”两场演出。当时这个团是按文化局“低薪分红、民办公助”的政策创办的，王世臣、联幼茹、谭凤元这几位角儿一个月挣六十块，大部分人都是一个月挣四十块，“挣不够这些钱，国家补给你，保证你一个月有这些收入；要是多挣了，你们可以按照级别分，就是设一个底薪，让你们好好干的意思……到十一月我就去参军了，不知道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

那以后，五爷穿上军装，参加了抗美援朝的慰问演出，军旅一生，到最后以师级待遇退休，那是另外的故事了。

（原标题：听五爷说“茗园”往事）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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