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梦溪

为了探访谜一样的邻居们，作家刘子超在九年中数次深入亚洲腹地，前往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及土库曼斯坦，展开一场寻觅之旅，写就了中亚游记《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

木伊纳克，搁浅的渔船 刘子超 摄

被遗忘的年轻人

书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在吉尔吉斯斯坦，刘子超遇到了一位名叫阿拜·扎尔扎科夫的青年作家。初次见面阿拜跟刘子超握手，问：你就是下一个莫言？刘子超反问：你就是下一个艾特玛托夫？钦吉斯·艾特玛托夫是吉尔吉斯斯坦知名度最高，最接近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如阿拜这样的年轻作家都视艾特玛托夫为偶像。阿拜还与刘子超探讨冲击诺奖的方法：最好去写某些题材，同时又不能写另一些题材。

阿拜最得意的作品叫《移民的命运》，写的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年轻人到俄罗斯打工的故事。刘子超一路遇到许多这样的故事，中亚五国的年轻人不少会选择到俄罗斯打工谋生，这也是许多当地城市越发凋敝的根本原因——留不住年轻人，也提供不了工作机会。这里还有许多留守女性或单亲母亲，她们的丈夫远走他乡打工，可逐渐失去音讯，或是在俄罗斯重新组成家庭。

阿拜与刘子超分享了他未来的创作方向——全球化对吉尔吉斯人的冲击，在阿拜看来，苏联解体后，“全球化将这个国家的信仰和生活方式冲击得七零八落”，而这代年轻人“就在废墟当中，艰难地寻找可以依赖的东西”。年轻人与上一代人之间的隔阂也不小，他们从父母那里听来不少上个时代的故事，但感觉就像“史前时代”，那些曾经的辉煌与荣光，无法引起他们的共鸣，他们需要在新的时代寻找自己的出路。阿拜成为大作家的野心勃勃中，竟然也弥漫着大量的迷茫和忧愁，那是属于那片土地年轻一代的集体无力。

中亚是亚洲的中心、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中西方文明的交流处、前苏联的后花园，如今却随处可见废弃的芭蕾舞厅、破败的歌剧院、空无一人的疗养院和没人住的旅店，这些都成了人们怀旧的对象。书中有这样一段描写，这景象似乎出现在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个城市：“比什凯克的街道两侧，原本是苏联时代的混凝土排水沟，但由于疏于管理，大都扔满了垃圾。苏联时代的供电系统也处于慢性电力不足状态。夜幕降临后，除了楚河大道，整座城市显得照明不足。坑洼不平的路面，莫名失踪的井盖，让夜间行走变得惊心动魄。”刘子超开始思考阿拜说的所谓“全球化”，他慢慢明白，“如果说吉尔吉斯人正在废墟上寻找着可以依赖的东西，那废墟也并非全球化冲击的结果。恰恰相反，全球化有意无意地放弃了这里。”

留守他乡的中国人

一道天山，将这片相隔并不远的土地与中国隔绝开来。在刘子超的旅行中，似乎每到一个地方，当地人都对他是中国人的身份感到惊讶，尤其是中国旅行者——在这里如果有中国人，要么是做生意的，要么是做工程的，总之不会有游客。当地人见过许多俄国家庭、欧洲情侣、美国背包客，但就是没见过中国游人。刘子超会被认作日本人或韩国人，通常在他表明自己是中国人后，会收获一句惊叹：你是第一个来这儿的中国人！

偶然的一次，他竟然遇到了另一位中国人，在荒无人烟的咸海。刘子超称他为“困守咸海的人”。因为棉田灌溉等原因，近几十年来咸海以惊人的速度蒸发成荒漠，并很快会从地球上消失。周边的城市已经枯萎，曾经桅杆密集的捕鱼船全搁浅在“海”底，剩一片斑驳生锈的废铁尸体。刘子超第一次来到这里，便感到一股末世电影的荒凉，但那时密密麻麻的废弃船只还诉说着当年的繁荣。六年后他第二次来，船已经不剩几艘了，人们为了谋生，将船只“拆骨扒皮”变卖殆尽。

咸海，采集虫卵的工人 刘子超 摄

刘子超包了辆三菱汽车前往曾经的咸海，方圆百里的荒漠高原渺无人烟。一天，他出乎意料地发现，几位咸海边的工人正在挖泥。工人看到他是中国人，用蹩脚的中文告诉他他们的老板也是中国人。工人们管他叫“王”，他在刘子超的故事里名叫“咸海王”。“咸海王”是山东人，他的工程是开采海中的虫卵，制作虾的饲料。刘子超用一整章的篇幅描写了“咸海王”长达七年与世隔绝生活的痕迹。他们坐在简陋的帐篷里聊天时，对方极大的烟瘾和对伏特加的依赖都是对付漫漫长夜的工具。他们一起晚餐，最珍贵的菜是炒白菜。“咸海王”向他历数七年来每件印象深刻的往事，在这个白天短黑夜长、没有手机信号也没有网络、更没有一个中国人的咸海荒漠，“来到这里，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一门心思地挣钱”。“咸海王”对他的第一个中国客人知无不言，他告诉刘子超自己时不时的情绪崩溃，分享管理工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中国式智慧，甚至神秘地透露咸海中“苏联曾进行秘密生化试验小岛”的传闻。

刘子超临走时和他约定中国再见，虽然这可能是句无法实现的临别赠言，但我能读出当时两人的认真。他们只认识一天时间，但离开时，刘子超“透过后视镜中飞舞的尘土”看到“咸海王”一直站在那里目送，直到汽车消失不见。“咸海王”让刘子超开始思考，为什么一路上遇到的这些人，都甘愿生活在某种极端的环境里，“他们的生命中一定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即便是如此恶劣的环境，也无法摧毁它的内核”。

这或许就是旅行产生的独特化学反应——人与人的相遇本质上是偶然的，却会在某种特定环境中产生微妙的注定感。大家连朋友都称不上，却能毫无芥蒂地坦白心声，今生此后可能再无必要见面，但这段经历却在两人心中都成了一段难忘旧事。我们借作者之眼，看到了中亚人的生活，但这个中国人的存在反而映照出了当下的另一种现实。

写旅行其实是写人

旅行写作对刘子超来说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诱惑：“如果我想获得关于世界的知识和经验，想理解我所身处的现实，还有什么比旅行和写作更好的方式？”

从稳定的媒体工作到长期旅行进行文学创作的转变，刘子超面对的是比想象中更多的问题。写作真的可以支撑一路跋涉的费用吗？旅行是实现不竭创作的途径吗？在积累了一定的作品后，他得到了“水手计划”的支持，并一路写一路在《南方人物周刊》《孤独星球杂志》《南方周末》《旅行家》等媒体发表。2018年，刘子超成为单向街公益基金会“水手计划”的五位入围创作者之一。这些支持让他得以完成一些需要经费的旅行项目，比如前往哈萨克斯坦核试验场这样的冒险之举，但更多的是给了他尝试的底气。

九年中亚之旅对于刘子超已经不是几句话能概括的人生阅历了，但如果一定要为读者用一句话概括中亚的气质，刘子超用敏感的直觉写出一个比喻：中亚像一颗失落的卫星，在全球的边缘与大国的夹缝中校正着自己的轨道。在旅行途中，他见识了各个时期的历史在这一地区留下的层层痕迹，与形形色色的人物交往，用“剥洋葱”的方式逐渐理解这片土地上的独特文明。

“能呈现出一个国家的人心，是旅行文学的最好状态。”旅行文学，或者说所有文学，归根结底是写人，写人性的变化，写人与人的关系，写人的精神。尽管一路经历的种种风景也令人称奇，但最打动读者的文字还是旅途中遇到的人。如果用一个词形容第一印象中的刘子超，那就是寡言，但在他的中亚故事中，哪怕只见过一面的人，他都能迅速与对方熟悉并攀谈起来，并在回国后仍然保持联系。这件事令人惊奇，也让我感到某种对于创作的源动力，可能就是对他者的生活不罢休的好奇。

《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

刘子超 著 文汇出版社

在去中亚前，刘子超读过斯坦因、斯文赫定等人写的纪行，历史课上也学过撒马尔罕、河中地区、七河之地等相关历史知识，那些充满想象的地名，从此在心中生根。这种浪漫在旅行中逐渐变成更为复杂的感受。2011年，刘子超第一次抵达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当时正值苏联解体二十周年之际，他在首都塔什干看不同的人种，面对着一个极其陌生的世界。第一次中亚之旅伴随着震撼，但回到家后却一个字都写不出来。

他开始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浩大：“我必须慢下来，沉下去，从学习语言、阅读材料、积累知识这样最基础的事情做起。”为了真正了解这个神秘的邻居，刘子超学习了俄语、乌兹别克语，在九年间去到了中亚所有能去到的地方——沿着国境线飞驰，绕过散落的飞地，驰骋于帕米尔无人区，在苏联的核爆试验场抛锚，他以探险者的精神见证隔绝之地；踏上撒马尔罕的金色之路，徜徉于血腥战场和帝国宫殿，凝视最古老的圣书，抚摸玄奘笔下的佛塔，他试图寻回古人的目光。

一路上，刘子超遇见形形色色的人，收集了大量中亚普通人的真实故事：在塔吉克斯坦，他结识了在孔子学院学习汉语的青年，聆听他为何将希望寄托于中国；在乌兹别克斯坦，他遇见被流放至此的朝鲜人后裔，他们不再会说母语，卖着已经变味的泡菜；在干枯的咸海边，他遇见困守咸海七年的中国人，聆听活在世界上最孤独的地方的感受；在乌兹别克的酒吧里，他听见把酒言欢的商人指着撒向空中的钞票大喊：“你之前看到的全是假象，这才是现实！”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新认为，在近代中亚游记中，《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是第一部高质量的原创中文作品，“为今后的旅行写作树立起标杆”。2019年，这本书中关于乌兹别克斯坦部分的章节参与了全球“真实故事奖”的评选，译成英文并最终获得“特别关注奖”。

原标题：【旅行文学】 中亚五国之旅 不在风景在 人心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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