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姚 谦

新的开始 张铁强 摄

从三月开始，我就盘算着回北京了，这已经比原定的计划晚了一个月。若不是因为这该死的新冠病毒，我本以为疫情会很快得到控制——当科学家发现新冠病毒正在变异、疫情防控存在不确定性时，失去耐性的人心波动复杂于新冠病毒的变异；当科学家以两周为一个周期去界定新冠病毒的潜伏期时，人间的局面也是两周一次“翻转”，剧情跌宕起伏。想回京的我天天关注国内的入境规定，眼睁睁地看着入境人员实施居家隔离十四天变成集中隔离十四天，又期待着疫情好转也许会使隔离政策放松些，只要恢复居家隔离，我就立马回京……但当我看到“无症状感染者”这个新名词出现，还有欧美各地因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激增导致医疗系统不堪重负的报道时，我已经默默做好了接受集中隔离的心理准备。

四月起，航班大面积取消成了我担心的现实，被动在台北等待的我，除了上瑜伽课和采购食物，几乎一直待在家里看书、练习英文。我把阅读新闻的频率改为一周一次，一方面，我不想让自己渐渐适应疫情生活的平静心态被打扰，另一方面，世界两周一次“翻转”，其间浏览新闻摘要，可以当作延伸与推展的蛛丝马迹供我参照和思索。从四月到五月的四个两周中，好几次听说入境政策可能会变为居家隔离，或者持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做短期的集中隔离，这都在我看似平静的生活中掀起波澜，我以为自己离北京近了，却终不可得；最难受的是订好的航班始终显示未确定或延期的状态。直到六月，我告诉自己：只要有航班飞北京我就回京吧。可在起飞前几天，新发地市场的疫情又打乱了我的计划，几乎所有朋友都劝我再等一等；“两周”已经成为我的推算单位，若再等上四个两周，夏天就过去了，2020年北京盛夏那金黄色天光的黄昏我也就赶不上了——我铁了心要回京。就这样，带着两个小要求，我踏上了回京的行程。

乘机前一夜我几乎无眠，早早赶到机场，这应该是我近三十年来进出机场间隔时间最久的一次；相隔半年，所见机场里的肃杀感也是我从未经历过的。回京前，我向有集中隔离经验的朋友寻求建议，也不停地在微信与“脸书”上看他们集中隔离时的记述。对一个经历半世纪单身独居的人来说，孤独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方寸之地的两周，是否为自己所能把握？于是我打定主意，只要有隔成两个区域的房间，哪怕多付点钱也要争取，这是我的第一个小要求。所幸到达隔离酒店后还剩一间套房，我忽然有种“成功一半”的预感。记得年轻时被失眠所困，医生给我一个建议：除了睡觉，其余时间不要进卧房，从而在心理上只存在对卧房睡觉功能的认定。故而这么多年来，在我居住的地方，卧房总是小到只摆一张床，并无其他陈设。对集中隔离的这两周，我最担心的就是无时无刻看见床，很幸运，第一关已过。这个隔离酒店的房间几乎都有落地窗和厚重的窗帘，我就在这日夜分明、起卧分开的空间里，开始了人生首次为期两周的隔离生活。

这两周的情绪起伏与生理状态，促使我进行了一次清晰的自我检视。我很自信自己并不怕孤独，在出发前就选好了书，备好了待完成的稿，也规划了想看的剧。说起看剧，倒是我在疫情期间才重新开始的活动。在台北这半年，由于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渐渐地，我开始搜寻适合在家里看的剧，从北欧的侦探剧、俄罗斯的历史剧看起，集中隔离前刚看完一部爱尔兰的校园剧《普通人》，特别喜欢，完全刷新了我对连载剧的印象；故而我在集中隔离期间除了看书、写稿，也将看剧纳入日程。一天一集《隐密的角落》，几乎成为这段时间对照自己心情的“副标题”了。

至于饮食方面，我向来要求不多，除了起床第一件事——喝咖啡，这是我坚持四十年的习惯；年轻时是为缓解低血压体质，没想到竟成了不能放手的爱好。乘机前一天，我磨好了两周量的新鲜咖啡，放入气压密闭罐，再带上滤纸与滤杯，只求隔离酒店热水壶的出水口不要太大，方便我控制手冲咖啡时的出水速度与出水量。这是我的第二个小要求，也顺利过关。我还同瑜伽课的老师提前讨论了几个可以在小空间内不用辅具的瑜伽体势，午后看书疲倦了，就练上二十分钟。半倒立时，看着落地窗外的天空好似一片开阔的海洋，北京就在窗外不远处，那么近，又那么远。

解除隔离后的时间，快得让自己都来不及思索，待见的朋友、待办的事情接连不断。与许久未见的朋友见面时，相对的笑容都隔着口罩，眼神中多了一份安好的释然。又用了两周时间，我找回了平静的自己，莫名想起隔离酒店那落地窗外的黄昏，天地倒置，一切变得那么遥远……这几天的黄昏，望着望京公园的树梢与金黄色的天际线，偶尔听见小区里孩子们的嬉闹，我生发出从未有过的“当下即是永远”的感受。这个世界已经是新的开始了，我会以两周为一个单位，来测量世界、测量自己。

（原标题：“两 周” ）

来源：北京晚报

流程编辑：TF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