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海峯

作者与于蓝阿姨

1945年冬至1946年春，袁牧之、田方、陈波儿、于蓝、侯波等来自延安的党的文艺工作者秘密进入长春，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团结东北的技术人才和知识分子。当时我父亲是“东影公司”不多的几位中国摄影师之一，抗战胜利时他同苏军远东摄影队合作的纪录片《粉碎暴日》《解放了的长春》（1945）曾受到苏联统帅部好评；他拍摄的《李兆麟将军被害》（1946）等纪录片也引起了延安电影人的关注。

袁牧之、田方曾找到父亲谈起了新中国的未来，父亲母亲十分激动，在此之前只知道中国革命却还从没有人跟他们平等谈论过国家大事。1946年春末国民党军队进攻长春，“东影公司”紧急撤离时许多家属被迫留了下来，而我家却是由一个班的战士护送转移的。临行前于蓝等人来家里做工作，为了让家人安心，就连奶奶的破烂都统统装上了车。父母激动不已，也因此认识了青春靓丽的于蓝。

真诚与感激往往会跨越民族与血缘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的一生。苏军远东摄影队撤离长春前也曾动员精通汉、日、俄语的父亲去苏联发展。但有着一半俄罗斯血统的他却坚定地留了下来，后来成为了中国新闻纪录片摄影的拓荒者。

1946年秋，有新中国电影摇篮之称的“东影”在兴山（现鹤岗市）组建。我家与厂长袁牧之和书记陈波儿夫妇家以及秘书长田方和于蓝夫妇家成了邻居。1947年父亲奔赴前线，我出生因脐带没剪好高烧不止情况危急，是来自延安的干部把我及时送到几十里外的医院抢救。于蓝阿姨说那是第一次看到襁褓中的我，可爱却极其虚弱。那天，爷爷落了泪，而抱着懵懂的民主思想和淳朴感恩意识的母亲暗暗发誓要跟着这支穿着破棉袄的队伍走下去，这一走就是整整七十年。

1947年底，于蓝阿姨的宝宝出生了，田方伯伯给孩子起名“新新”寓意新开始，从此我俩成了小伙伴。纪录片《东影保育院》（1948），其中就有于蓝阿姨接送新新，母亲和我的镜头。而“东影女干部和她们的孩子”照片中就有于蓝、侯波、张建珍和母亲抱着我的画面。害羞的母亲被安排在镜头中央，而于蓝阿姨却甘当了绿叶。

“东影”女干部与他们的孩子。作者在母亲怀抱坐着（前左一），后面是于蓝阿姨（后左一）。

1950年南下进京，我家搬进了新街口宝禅寺胡同电影局宿舍，当时里院住着中央电影局局长袁牧之和陈波儿夫妇，后院住着“北影”厂长田方和于蓝夫妇，中院东厢房住着钱筱璋和张建珍夫妇，西厢房住着我们一家。小时候，记忆中一件重要事就是陈波儿阿姨不幸逝世。1951年底追悼会上邓颖超宣读悼词，于蓝、侯波以及母亲等八位女干部为生前好友守护灵柩。于蓝阿姨曾为此安慰沉浸在悲哀中的母亲，长大后我才真切地感悟到悲痛不只是感情宣泄，也是一种力量、一只号角，它可以呼唤更多人去追寻光明。

母亲晚年曾感慨，她最早接触的是穿着简陋军装操着浓重乡音的革命军人，他们视死如归；后来才接触到了来自延安的文艺工作者陈波儿、于蓝、侯波等，她们温文尔雅的谈吐、神采飘逸的潇洒、乐观向上的激情，甚至于袁牧之、田方在朝霞中披着大衣的剪影，都曾让母亲有了别样的兴奋与感动。

小时候我曾有三个名字，出生时的“长佰”，“保育院”时的“长白”，进北京后的“小白”。而我的改名同于蓝阿姨也有关系。

我的家世奇特而坎坷，爷爷年纪轻轻被骗到俄国做工，十七年后才返回祖国，苦难与命运把他同敖德萨的俄国姑娘菲妮娅紧紧连在一起了。爷爷有过参加苏联红军的短暂经历，被北洋政府以“赤俄间谍”下过狱，奶奶又惨遭日本宪警毒打致疯……我的出生对于这个颠沛流离的家意味着命根子。爷爷打了个“长命锁”，求来“王长佰”的名，祈求长命佰岁吉祥安康。

在兴山时有人说我名字封建，后来的电影局托儿所阿姨说我名字太傻气，热心的于蓝阿姨讲，田方在兴山时总说我像个皮肤白白的洋娃娃，最后大家合计叫“小白”挺合适，于蓝和侯波就帮助母亲偷梁换柱把“长佰”改成了“长白”，后又改成了“小白”，从此直到小学毕业我就叫王小白了。

在宝禅寺宿舍那几年，每临除夕夜，我和新新会抱着空饼干桶到各家去作揖，于蓝阿姨总会在红纸袋里多放一点钱，还会往饼干桶里塞满五光十色的糖果。正月初一，爷爷带着我和新新去护国寺逛庙会，于蓝阿姨会为我们准备好喝水的小壶。我们穿梭在人群中，用稚嫩的眼睛去阅读着春节——关于“年”的教科书。

作者（右）与童年小伙伴新新

1953年秋父亲调到刚组建的中央新影厂。离开那天，袁牧之、田方伯伯以及院里人都来送行，于蓝阿姨搀扶着怀有身孕的母亲，新新躲在远远的地方难过，依依不舍的我还在赌气不愿离开。

1954年我和新新先后考取了北师二附小。开家长会时，母亲遇到于蓝阿姨，她俩就像分手多年的老友兴奋地聊着天。1960年我考取了北京十三中（原“辅仁男中”），专门到于蓝阿姨家去检讨自己没有考上第一志愿。但万万没想到田方伯伯却拍手叫好，于蓝阿姨解释道，田方就出身辅仁大学，你们成了间接“校友”了。还说考学只要尽力就好。我很感慨，于蓝阿姨并没有像许多家长那样苛求孩子，而是充满了温馨体贴。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中期，于蓝阿姨演艺生涯达到了巅峰。相继饰演了《林家铺子》《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等影片。但随着政治风云变化，文艺界变得越来越小心谨慎。初三时我想去看望于蓝阿姨，但母亲神色严肃地说不去为好，以至于田壮壮考进了我们学校我竟一无所知。后来的运动中田方伯伯和于蓝阿姨曾受到严重冲击，我父亲也被批判为“反动技术权威”，而作为日本人的母亲注定难逃一劫。她承认了自己叫胜间靖子，1925年生于大连日本商人家庭，祖籍神户；大连昭和女高毕业后曾当过小学老师、医院护士。1945年“8·15”抗战胜利后她流落长春走投无路时，被好心的邵淑荣大夫救助并且隐籍更名为刘静贞。后来母亲随着队伍转战南北，周围的同志把她看成是自己人，她也从没有把自己当日本人，而是以高昂的激情投身到如火如荼的中国革命洪流之中。但在那样的年代，日本人的身份给母亲带来的灾难可想而知。内蒙古插队那几年，我曾三次路过宝禅寺门而不入，不是不想而是不敢，不希望连累和影响深陷劫难的于蓝阿姨一家。

1973年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了母亲的中国籍证书并恢复了党籍。那年我陪母亲去看望于蓝阿姨，当时极其压抑的田方伯伯已卧病在床，于蓝阿姨还鼓励我努力读书改变命运。1974年暑假我从东北师大回京又去了于蓝阿姨家，令我惊诧的是田方伯伯的相片竟然镶嵌在黑色镜框里——患了癌症的他在凄风苦雨中刚刚走了。记得那天于蓝阿姨不想多说一句话，只希望一个人静静地守候着。

1978年母亲落实政策调至中国电影资料馆，曾多次担任国家领导人观摩影片时的日语翻译，每每幕落人尽，她总是满目泪花。她后来跟于蓝阿姨聊过，那时不只是翻译工作中的忐忑不安也还有信任重归后的百感交集。1980年母亲找到了失散35年的亲人离休后回了日本，一边照顾病重的老人，一边从事着汉语教学。我们一家人也相继来到了日本。2006年春，母亲癌症手术未愈曾专程回国拜访分别许久的于蓝，两位八十多岁的老人相拥而泣，当年同是青春飒爽如今已白发尽染。于蓝阿姨听说我担任着驻华公司技术副总时连声称道，“小白是好样的！其实田方一直很喜欢小白，那年听说他进了东北师大真为他高兴。”分手时于蓝阿姨托母亲带给我画册《于蓝与田方》和照片。画册扉页上写着“送给王海峰同志 小白小友留念——于蓝并田方2006年夏日”。

2011年初冬，父母和我应《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邀请来北京录制访谈。我曾陪父母去了于蓝阿姨的家。那天，阿姨高兴地把我们迎进了客厅，家里的陈设布置出奇的简约与平淡；卧室墙上田方伯伯的遗照，眼神深邃冷峻。于蓝阿姨备水倒茶热情周到。聊天中她曾宽慰父亲，对于某些不适不实文字大家心中自有公论，不要太拘泥他人评价，淡泊名利是老一辈都要直面的课题。晚上我们在土城河边的饭店里用餐，我偷偷付了钱却被于蓝阿姨狠狠训了一顿——“你们远道而来我必须尽地主之谊”，她还批评了饭店收钱的草率，我万万没想到阿姨为了这点小事儿竟会动了肝火。最后她叫车执意送我们一直到了宾馆，生怕司机慢待了客人。

那天深夜我和父母久久未能入睡，回忆起同于蓝阿姨交集的许多往事。据说当年也曾有人问及于蓝有关我母亲的过去，她坦率地回答道，我不清楚她的身世但我了解她的为人。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我了解她”是需要勇气，甚至代价的啊。

九年前最后一次见到于蓝阿姨时，她曾抚摸着我的手说，“在兴山和宝禅寺时你还是个洋娃娃……”已经六十好几的我在她的眼里仍还是个孩子，然而那已满头银发步履蹒跚的老人却永远是我值得尊敬的于蓝阿姨。

世界从来就不完美，要前行就总还会失去些什么，而这就是人生……

（原标题：追忆于蓝阿姨）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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