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重庆情思:靠“卖文”来贴补家用,与艾芜肝胆相照
1942年6月25日,我出生在重庆巴县一个穷困潦倒的中学教员之家。那时,重庆是国民政府所在地,为国民政府的战时陪都;因潮湿多雾,重庆又得名“雾都”。迫于生计,父亲王诗农(笔名林辰)经常在工作之余写些文章来换取微薄的稿酬艰难度日,版画家刘平之于1944年7月创作的版画《林辰之家》,真实地描绘了我家的生活状况。画中,分娩后的母亲正卧床休息,蓬头垢面的父亲在微弱的煤油灯下一边写文章,一边喂养嗷嗷待哺的我……抚今追昔,不禁心生酸楚,唏嘘不已。
作者:王亚果
忆重庆,最忆山城夜。儿时,父亲经常带我去朝天门码头观赏重庆夜景。朝天门码头地处长江、嘉陵江两江交汇处,依山傍水,地势险要,为由水路出川、入川的始发站与终点站。妙的是长江水之浑浊与嘉陵江水之清澈在朝天门码头被天然“界定”,泾渭分明,构成一道独特的自然景观。
背靠两江,我站在乱石嶙峋的江边浅滩向高处极目远眺,只见万家灯火如梯田一般,层层叠叠;每盏灯光背后,都是一个温馨的家。头上,月光如洗,闪烁的繁星像川妹子多情的眼眸,俯瞰和亲吻着梦中山城那一条条坡谷相连、凸凹不平的长街陋巷。脚下,长江、嘉陵江浅吟着“小夜曲”二重奏流向远方,静中有动,动中有静。远方,伴着江轮汽笛的鸣响,随风飘来几声川江号子的余音,苍茫、豪放、悠远、空灵……好一幅浓墨重彩的山水写意画,好一首荡气回肠的音画交响诗!重庆真是一个流淌着山水灵性、巴蜀古韵的诗画之城,怀旧之都。
夜风中,我依偎在父亲身旁,透过单薄的衣衫,感受到他正在奔腾的热血——沉思中的父亲目光如炬,燃烧着对重庆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深切眷恋和执着热爱。那目光中的火焰,仿佛要吞噬黎明前的丑恶与黑暗……
抗战时期,国统区时局动荡、民不聊生,为排遣焦躁情绪、缓解压力、消磨时光,约上三五好友“泡”茶馆“摆龙门阵”,成为当时许多重庆人的最爱。重庆的茶馆不像广州茶楼那般豪华,还备有精美点心与汤羹,多古朴大方、简单随性、朴实无华。一张正方形的黑色大木桌,配四把长条凳,点上一壶清茶、一碟五香花生米,可供八个人围坐“神侃”。茶酣耳热之际,海阔天空、天南地北、说古道今、推杯换盏、猜拳行令、妙语如珠,惬意又快哉!重庆的茶馆就像一张张老照片,以独特的四川韵味诠释世间芸芸众生至情至性的生命质感,彰显坊间世相与人生百态,使人感受到历史的沧桑与厚重。父亲与作家沙汀、艾芜、孙伏园、陈白尘等人私谊甚笃,他们不时到茶馆小聚、忆旧、聊天;他们聊文学,聊时局,聊文化人的清贫、苦闷与彷徨,旁敲侧击国民党倒行逆施的黑暗统治,憧憬着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1939年冬,父亲因参加贵阳文化界的抗日救亡活动被贵阳女子中学解聘,为躲避国民党特务的搜捕,他流亡至重庆,准备在那里寻找去延安的机会。那年寒假,父亲手持徐冰同志写给董必武同志的介绍信,前往红岩村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谒见董必武同志,提出去延安的请求。董老亲自接待了父亲,详细询向了他的经历,根据当前形势和工作需要,对父亲说道:“现在道路不通,沿途都设有关卡,去延安的确很困难。你在贵阳待不下去了,还可以在重庆留下来,国统区也需要有人工作,你还是在重庆的好。”董老鼓励父亲继续在重庆好好工作,教书育人。
时近中午,董老邀请父亲一起共进午餐。对一个唐突登门的热血青年,董老竟如此热情地予以接待,这令父亲受宠若惊,万分感动。虽然去延安未果,但和董老谈话的这次经历,成为父亲一生中最没齿难忘的一件事,后来他把这段经历写成散文《到红岩村去》,发表在《散文世界》1988年第三期上。
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国知识分子和各界进步民主人士都汇聚到重庆,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领导下,广泛开展以文学、戏剧、电影、音乐创作为主的抗日救亡运动。协会会址设在重庆张家花园65号,这是一栋旧式三层楼房,坐北朝南,很宽敞,协会在一层办公,许多初到重庆的文艺界人士都在这里暂住过。1944年艾芜由桂林逃难到重庆后,他们一家人就住在协会空余的房间里。抗战胜利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更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总部迁往上海,张家花园65号改为重庆分会。1948年3月,父亲因失业无处可住,幸亏得到艾芜的帮助,他为父亲留下分会的一间东屋供我们一家人居住;他家住在西屋,我家住在东屋,两家人结邻而居,朝夕相处。父亲与艾芜1946年同在重庆社会大学文学系教课,还一起参加过1947年重庆大中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父亲还时常向艾芜主编的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重庆分会会刊《半月文艺》投稿。国统区物价飞涨,他们两人不得不在教课之余挤出一些时间写文章,靠“卖文”来贴补家用。从1948年到1950年,父亲与艾芜在张家花园65号生活了两年多时间,成为志同道合、肝胆相照的好友、诤友、挚友,两家人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艾芜先于父亲去北京工作,在中国作家协会任专职作家。他根据自己青年时代在云南、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打工谋生的流浪经历创作、出版的长篇小说《南行记》《南行记续篇》,颇受文坛关注,1965年,艾芜举家迁往成都。
1981年,父亲与艾芜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一同访问朝鲜,那是父亲最后一次与艾芜在北京邂逅。此后,父亲忙于“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又因爱妻早逝悲恸不已,艾芜的家庭生活也有颇多困苦;人生坎坷,命运多舛,两家人各忙各的,通信和联系逐渐中断。
斗转星移,往事如烟。1988年我陪父亲回重庆省亲(弟弟在重庆工作),我们曾赴张家花园65号寻访,可惜时过境迁,那里已经拆迁,旧迹难觅,取而代之的是高楼林立的居民小区。我们又赴红岩村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旧址寻访,这处革命古迹保存如初。物是人非,触景生情,那个渴望奔赴延安的热血青年已成垂暮之年的耄耋老者,陷入沉思的父亲仿佛在用“心”倾听,回味岁月深处那经历风雨沧桑的历史足音渐行渐远……
婉约多姿的四川清音余音绕梁,天生丽质的川妹子回眸一笑撩人心扉,重庆大街小巷里每一级长满青苔的石阶、每一堵浸透锈迹的老墙,都令人回望、驻足、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