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建议优化政府部门和干部考核评价内容和方式，变单向评价为双向评价，给基层干部群众“吐槽”管理部门的机会。同时加强监管，严查向下推责的“甩锅”现象。

为基层减负松绑，是中央关注的重要议题，也是广大干部的深切期盼。

2019年被确立为“基层减负年”，文件“十不发”、会议“八不开”、检查考核“十不得”等一系列因地制宜的举措，确实为基层干部减出了时间，减出了干劲。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诸多案例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依然存在。

比如，检查考核次数少了，但单次检查考核内容多了；带文号的红头文件少了，不带文号的小红头文件多了；更有甚者，把减负当成“数字工程”，盲目追求大比例减负数据，忽视基层实际需求，反而制造了新负担。

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中办在今年年初印发通知，继续剑指形式主义问题，直言不讳地点出，“不发不切实际、内容空洞的文件，不开应景造势、不解决问题的会议。”一定意义上，与作风之弊斗争，专项行动时间短、见效快，可以迅速消灭明面上的病灶，但巩固成效、着眼长远，还得辅以持续不断的体制机制改革。

“他们希望疫情过后接踵而来的不再是旨在体现各部门政绩的考核评比和表彰，而是转作风、稳心态、促发展。”来自一线的声音发人深省。而李学梅委员的提议，正是更进一步，将改革延伸到减负成果的检验环节。

既然“减负工程”旨在造福基层干部，了解现实痛点、听取真实意见，就要在体制机制上，畅通基层干部“吐槽”的通道。

为什么基层又苦又累，动辄成为被“甩锅”的对象？

在治理架构中，基层单位处于神经末梢，一项政策经由层层动员传达，最终要靠基层去落实解决。有的上级部门以“属地管理”等政治正确之名，将自身分内工作与责任统统“下沉”，自己只当“二传手”，最后又拿着基层干部签字的责任状、任务书向上交差。基层单位虽心有怨言，却只能“哑巴吃黄连”。

近些年，北京在全市推行“吹哨报到”“接诉即办”机制，赋予基层单位执法召集权，倒逼各种行政力量群策群力帮助基层解决问题。

同时，为街道办事处建立明确职责清单，对于清单外事项，街道办可理直气壮说“不”。一系列改革传递了鲜明的导向：既给基层“赋能”，也为基层“减负”，进而使广大干部轻装上阵。

减负不是减责任、减担当，而是少一点形式主义的乱作为，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群众真正需要的事情上。要相信广大基层干部不怕苦，但他们希望累得值得。

且看疫情发生以来，不论是小区门口风雨无阻的值守，还是一个电话随叫随到的服务，基层干部的付出证明了一切。为他们减负，其实也是关心我们自己，更是在夯实社会治理的根基。

来源：北京日报·长安观察（评论员：崔文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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