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刚开通自来水的时候,为何先要破迷信?“阴水”谣言太吓人
天气一热,小区门口的快递员送来的商品中,各个品牌的整箱矿泉水越来越多。随着最近几十年国家不断富强,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就说喝水吧,笔者儿时,夏天渴了就直接“撅尾巴管儿”(弯腰从自来水管子喝水),后来听说喝生水不卫生就换成凉白开,再往后又变成雪碧可乐,再往后知道碳酸饮料不健康又变成桶装水和饮水机……在这些变化中,点点滴滴都体现着生活品质、国民素养和健康观念的进步,如果再联系到110年前北京第一条自来水管道的开通和使用,那么顿时让人的心中产生无限感慨。
作者:呼延云
老北京的挑水夫多是山东人,勤劳正派,干活儿不惜力
皇上也吃“水车水”
老北京人吃水很不容易。
清代的北京城,曾经是一座跟威尼斯一样的“水城”,遍地河湖,水资源非常丰富。据《京师坊巷录》记载,彼时京城一半以上的胡同都有水井,也叫井窝子、水屋子(因为附近多盖有简陋的矮屋子供挑水夫暂住)。只是这些井水大多苦、咸和涩,进到嘴里相当难咽,偏偏老北京人都有早晨沏茶喝一整天的习惯,用这样的水,甭管您的茶壶里放的是张一元还是吴裕泰的茶叶,沏出来也是一股子让人欲哭无泪的味道。所以倘若哪个胡同能有一口甜水井,那不消说,算是得了宝了。直到今天,类似“甜水园”这样的地名,仍然保存着那个时代的记忆。
如果居民住的地方只有苦水井,那么日常喝水就必须从水车那里买水喝,水车是两个把手的单轮小车,车的两边各安一个大水柜,水柜多为罐状,盖子一端有个大方孔,另一端有小圆孔。挑水夫从井里汲水上来,倒入大孔,小孔可以排出空气。在水柜的下面有个圆孔,塞着用布包着的木塞。这样的水车如果两个水柜满载的话,大约可以装五百斤水。
送水的来到院子里,把木桶放到水柜下面,打开木塞让水注满木桶,然后用短扁担铁钩子,挑着水桶进入人家厨房倒在水缸里——那时送水的都有一种“特权”,可以径直进入别人家里而毫无避讳,因为他们大多是被居民“包月”的,算是熟人,且规矩很大,挑水进门必须目不斜视,不能跟妇女闲谈,甭管多么热的天不能打赤膊,所以才得到了居民的信任。那时水费不算贵,零挑的每担水不过花一文钱,包月就更少了。当时包月的都是月头收费,挑水者每挑一次水,都在住户大门旁门楣或砖垛子上画个鸡爪子形的记号,五个一组,结账时照记号算账。
老北京的挑水夫多是山东人,勤劳正派,干活儿不惜力,他们平常吃的就是窝头咸菜,住的地方搭块木板就是床,但有一点,鞋必须讲究:夏天下雨要穿新鞋,因为路滑泥深,得穿蓝布实纳毛布底,结实便宜能走远路;冬天冰天雪地的,走街串巷必须穿一种很简陋的猪皮靴子,里面垫着稻草,外面用绳子系紧,并在靴底拴上铁链子,以防打滑。他们从来不穿布袜子,而是用包脚布,为的是好洗,更重要的是能省钱。在很多老北京的回忆录,我都看到过描写冬天的挑水夫的文字,在那些天寒地冻的日子里,水车上满是冰锥子,他们推着水车,吱吱喽喽地走着,佝偻着背脊,头顶直冒热气。
那时不光老百姓,就算是皇宫里的皇上,也只能吃水车里运来的水,只是那水乃是被乾隆皇帝钦定为“御制天下第一泉”的玉泉山水。每天由一辆毛驴拉的水车从玉泉山运来,车上插着一面小黄旗,盖着明黄布罩,从神武门出入。当时的北京城,晚上十点关城门,不许任何人出入了,但是当这辆水车通过时,城门必须打开。
启动资金是“集股”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京城频频发生火灾,而仅仅靠民间组织的“水会”救火,效率很低,一辆先进些的人力消防车,储水量只有一立方米,对付一般性火灾尚可,火势稍微大一点儿就得赶紧拆附近的民房,坐等火烧完了自己熄灭……长此以往,火灾造成的伤亡日益惨重。慈禧太后忧心忡忡,传袁世凯来问可有良策,袁世凯对曰:只要引进西方的自来水即可。并推荐“在直隶历办工艺局厂,成绩昭著”、“谙熟商情,声望素孚”的前署直隶按察使、长芦盐运使周学熙来承办京师自来水建设事宜。慈禧太后不仅很快批准,而且颁旨设立自来水公司,由直隶总督筹拨白银十五万两,农工商部奉旨饬办其事。公司性质为官督商办,公司名称为“京师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周学熙被任命为公司总理。
周学熙
十五万两白银听起来虽然不少,但对于建设自来水工程而言是远远不够的,但既然是官督商办,在资金的筹措上便相对灵活,采取了私商集股的办法:每股十元,共三十万股,总额三百万银元——慈禧太后拨出的十五万两白银,预存银号,作为国家补贴,以备筹建初期无红利可分时,付股息使用。当时的人们都被农工商部的一份奏折中“京师自来水一事,于卫生消防关系最要”一句话所打动,所以觉得这一工程利国利民,纷纷参与,股金很快就凑齐了。
光绪三十四年的五月份,自来水公司正式在前门内西城根办公,而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确定自来水的水源。为此周学熙带着工作人员几番勘查走访,最后认为安定门外沙子营北面孙河的水最好,不仅水质清冽,而且水量稳定。于是在东直门外筹建了两个水厂,机器设备都是从德商瑞记洋行定购的。初期的自来水厂共修了十八个水池,分浊水、清水和沙滤水三档——先在河身上筑一道拦河坝,成为一个小水库,储足三个月以上的用水,然后引入水厂内的水池里——经过三种水池处理过滤后,用水泵送上水塔,再由总管引入城中,到了城中,再分送到各家用户。值得一提的是,那容积750立方米、高达54米的铁质水塔是当时东直门外唯一高过城墙和城楼的建筑物,由于攀登上去可以窥探整座紫禁城,所以禁止外人攀登。
谁知铺设自来水管道的时候,遇到了麻烦。管道的铺设难免要穿墙入户,从老百姓的住宅那里通过,对于迷信风水的人家而言已不容易,遑论穿越王府大宅、紫禁城墙,有些地方反复疏通依然掰扯不清,最后农工商部只好会同民政部、步兵统领衙门统一办理,这样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逐步完工,共计铺设了三百七十多里的大小管道,一期安装水龙头四百二十多个,由于那时大部分水管水龙头没有入户,更没有家庭安装水表,所以老百姓吃水用水依然靠挑水夫送水,只是水车里的水不再是从井里打出来的,而是从自来水管道里流出来的。
“阴水”谣言太吓人
自来水的开通,对于老百姓无疑是一件好事,但是人们对新生事物从认识到接受总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一开始,北京市民们对自来水其实是抱着一种“害怕”的态度:比如闻到自来水消毒后的味道,就说这水一定是用“洋胰子”(肥皂)泡过的;比如看自来水从水龙头里流出来之后起白沫,就说这水不干净;里面有肉眼看不到的“小虫虫”;再比如因为自来水是由埋在地下的管道传输的,便说这水是走“阴间”的“阴水”,喝了就会生各种阴森可怖的怪病;最奇葩的一种说法是安装自来水乃是洋人的阴谋,一旦推广使用之后,要将北京城的水井都填死,然后把自来水管一闭,全城老百姓都要活活渴死……
面对这些令人哭笑不得的谣言,自来水公司只好想方设法辟谣和进行科普工作,随着时间推移,市民们发现自来水不仅方便卫生,不但没有井水的那股子苦涩味儿,而且有凉丝丝的甜意,便接受了自来水。有老北京回忆:“在胡同刚接通自来水的时候,整条胡同只有一两个水龙头……原来用不起甜水的人,现在能喝上甜水了,除了家庭经济很好或家中无力挑水的人家外,都到水站来打水。后来,在离我们只有几个街门的地方又建了一个水站。这样一来,挑水就近多了,也不用排队等候了。唯一的一点小麻烦是在水龙头上安了一个上面开口,下面挂锁的铁套,打水时要带上一个小铁叉,伸入铁套来拧龙头,这个铁套显然是为防止路人用水和小孩玩水而设的。”记得笔者小时候住在大杂院里,院中水龙头上的那个“弯把手”平时也是拆下的,谁用谁就到住户们都知道的某个地方(一般是离水龙头最近的人家的窗根下面)去拿,然后打开水龙头,想来也是这个用途吧。
在北洋政府乱糟糟的治理下,任何有益民生的事业都是举步维艰。笔者在民国十二年(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增订实用北京指南》里,找到了当时北京自来水公司下辖五个分局的名称,分别是位于正阳门外北深沟的自来水南一局、位于正阳门外大沙土园的自来水南右局、位于旃檀寺的自来水西分局、位于小豆腐巷的自来水东二局和位于前门内西顺城街的中分局。由此可见,十多年过去,受惠于自来水的主要民众还是环绕紫禁城而居的住户。1924年在北京居住过一段时间的美国作家多萝西·格雷在《穿过月洞门》一书中写到,她找了好几处房子,最后发现一栋四合院里有自来水,惊喜不已,立刻决定定居于此——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自来水进入家庭是非常稀罕的事情。
后来的日军侵占北平和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使得北京市政建设不进反退,北京文史学者王铭珍先生曾著文回忆:“直到1949年,北京的自来水也没有普及。记得当时,笔者所在的养蜂夹道消防四中队院内已经有了一个水龙头,同时还有一眼水井,凡水龙头停水时,就饮用井水。”消防中队尚且如此,遑论普通民居。
1949年以后,人民政府一心一意为咱老百姓办实事,自来水管道才得以真正进入千家万户。当时大杂院里开通自来水,比办喜事还要喜兴热闹,“一个星期天,院里的小伙子一起大干了一下午,为自来水进院挖了一道很深的沟,还为安装自来水表和阀门挖了一个水井。大家边干边说说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没过多久,自来水终于进院了!”那种齐心协力为幸福生活而奋斗的劳动热情,迄今读来依然是热火朝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