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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庸常之人还是仁圣之君?宋仁宗身上有三个悖论

2020-05-08 15:11 北京晚报 TF010

今天的中国人游长城,必会想起秦始皇;游大运河,必会想起隋炀帝;论及“郑和下西洋”的盛况,会想起明成祖永乐帝;说起古代的治世,人们脑海中出现的也是汉文帝、汉景帝的“文景之治”,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唐明皇的“开元盛世”,清前期的“康雍乾盛世”,很少有人想起宋仁宗赵祯和他的时代。

作者:吴钩


赵祯没有秦皇汉武的丰功伟业,没有唐宗宋祖的雄才大略,也缺乏正德皇帝那样的鲜明个性、乾隆下江南那样的戏剧性经历。他是一个庸常的君主,居于深宫,生活平淡如水,甚至没有一个民间文人愿意将他平庸的人生演绎成人间传奇。

宋仁宗赵祯的一生经历看似平庸无奇,但他治下却诞生了许多名垂千古的人物,例如苏轼、苏辙、苏洵、王安石、韩琦、吕夷简等等,堪称“巨星制造机”,历史上任何一朝帝王都无法与其抗衡。而他和这些能臣巨擘开创的时代,更是中国古典时代最繁华、美好的时代。仁宗朝人才之盛,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时代可以比肩。

难怪大才子苏轼都说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揽天下豪杰,不可胜数。”

一个庸常君主御宇的时代,为什么会涌现出如此之多的杰出人物?

在作家吴钩看来,宋仁宗是被世人严重低估的一位盛世之主,通过分析解读众多第一手史料,还原最真实的宋仁宗,他既非庸碌无能,也非英明神武。在新书《宋仁宗:共治时代》中,吴钩用生动的文字,刻画了赵祯作为儿子、丈夫、父亲和君主四重角色的所作所为,既有他作为平凡人所拥有的七情六欲,所经历的喜怒哀乐,也描述了他作为宋朝第四代皇帝所面临的重重考验,刻画出生而为帝王者所要经历的无奈、克制与权衡。

——编者按

第一个悖论

众多文艺作品中,宋仁宗一直是跑龙套的

最近,有一部以仁宗皇帝为主角的电视剧《清平乐》正在热播,我也刚刚推出了一部仁宗皇帝的传记《宋仁宗:共治时代》。大家想要了解仁宗皇帝,可以看电视剧,也可以看我的书。电视剧讲的是文学化的艺术形象,书讲的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最好是两者结合着一起看。《清平乐》应该是有史来第一部以宋仁宗为主角的影剧作品。在我印象中,以宋仁宗时代为历史背景的电视剧、电影,倒是不少。我小时候,有一部电视剧《包青天》,播了几百集,可谓是风靡一时。如果看过,就暴露你的年龄了。这部《包青天》的背景设定正是宋仁宗朝,但你现在记得宋仁宗是谁扮演的吗?你只会记得演包公的金超群、演展昭的何家劲,对不对?因为在《包青天》中,仁宗皇帝就是一名跑龙套的嘛,谁会记得他?

前些年,还有《少年包青天》的系列剧,背景也是宋仁宗朝。电影《老鼠爱上猫》根据清代小说《三侠五义》改编的,刘德华演的展昭,里面也有宋仁宗出现,也是跑龙套的角色。

宋仁宗不仅在现代人制作的影视作品中“打酱油”,在传统民间文人创作的文艺作品中,他也一直都是“跑龙套”。自元朝至晚清,不管是元杂剧,还是明清传奇、小说,还是话本、地方戏,都有许多以宋仁宗朝为历史背景的作品,比如包公故事、杨家将故事、呼家将故事、狄青故事,就连讲徽宗朝故事的《水浒传》,也是从仁宗朝写起。但是,在这些故事演义中,宋仁宗总是充当“背景板”,出演“路人甲”,从未唱主角。就连讲仁宗身世的民间传说《狸猫换太子》,仁宗扮演的还是小配角,真正的主角是包公。

也就是说,我们在宋仁宗身上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悖论:以宋仁宗朝为历史背景的文艺作品是很多的,但宋仁宗本人却从来不是主角,而是跑龙套、背景板。

第二个悖论

自己默默无闻,但在位期间涌现了众多杰出人物

宋仁宗身上还有第二个悖论:宋仁宗本人默默无闻,与其他古代帝王相比,存在感是很低的,比如我们提到皇帝中的艺术家、艺术家中的皇帝时,你肯定会想到宋徽宗,而不太可能想到宋仁宗。徽宗确实是天才的艺术家,琴棋书画无不精通,但许多人未必知道,仁宗其实也是一名颇有才情的艺术家。他从小就喜欢绘画,书法造诣不输宋徽宗。他还通晓音律,会作曲,写过乐理方面的论文。然而,不管是在宋朝的文艺圈内,还是在长时段的艺术史上,宋仁宗都籍籍无名。

说起古代的盛世,人们脑海中出现的也是唐明皇的“开元盛世”、清前期的“康雍乾盛世”。很少有人会联想到宋仁宗以及他的时代。

然而,正是在宋仁宗时代,涌现了非常之多的杰出人物:

先来看文学界,明朝人评选“唐宋八大家”,其中有六位为北宋人(苏洵、苏轼、苏辙、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他们全都在仁宗朝登上历史舞台;唐诗宋词为中国古典诗歌并峙之两大高峰,后人习惯将宋词分为豪放词、婉约词两大流派,豪放词的领袖苏东坡,婉约词的领袖柳永,都是仁宗时代的一流诗人。

再来看学术界,宋代可谓百家争鸣,形成关学、朔学、洛学、蜀学、新学等学术流派,而这些学派的创始人或代表人物,都生活在宋仁宗朝;著名的“宋初三先生”(石介、孙复、胡瑗)与“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全是活跃于仁宗时代的大学者。

再来看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他们也集中出现在宋仁宗的时代,不但主持“庆历新政”的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是仁宗朝的中坚力量,而且,领导“熙丰变法”的王安石、章惇、吕惠卿等新党中人,主导“元祐更化”的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苏辙等旧党中人,也是在仁宗时代的政坛中崭露头角的。

最后来看科学界,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有三项均出现在仁宗时代(用来制作热兵器的火药配方首见于仁宗朝《武经总要》,指南针与活字印刷技术,首见于沈括《梦溪笔谈》);宋代最聪明的两名科学家——苏颂与沈括(苏颂发明了世界最早的自动天文钟“水运仪象台”,沈括则是天文地理、物理化学无不涉猎的天才),都成长于仁宗时代。

这就是宋仁宗身上的又一个悖论:仁宗本人默默无闻,存在感很低,但他在位期间,涌现出非常多的著名人物,一直在我们的历史书中、语文课本中刷存在感。他们的名字与作品不但出现在历史教科书中,还出现在语文课本上,江湖人称“背诵默写天团”。

俗话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是站着一个女人。那么一群成功的男人背后呢?站着一个宋仁宗。凭着这一点,我觉得宋仁宗就很不简单。

第三个悖论

没有雄才大略,但得到的评价却非常高

宋仁宗身上还有第三个悖论。我们先来看电视剧《清平乐》里的仁宗形象,王凯扮演的宋仁宗不但很帅气,还很英明,很睿智,见识不凡,有谋略,甚至有点心机男孩的感觉,比如他对宰相吕夷简劝他废掉郭皇后的花花心肠,心里是一清二楚的,只是不想说破。放尚美人出宫,也是他自己主动提出来的。但事实上,这是电视剧对男主角的拔高,历史上的宋仁宗要更庸常一点,是一位普通人,有着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有着普通人的缺点,比如有点迷恋美色,尚美人其实是他在太妃、大臣的压力下,无可奈何送出宫的。也就是说,真实的宋仁宗其实并没有那么英明神武。

但这么一位缺点明显、似乎还碌碌无为的君主,历代士大夫对他的评价却是很高的。宋朝人自己说:“庆历、嘉祐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庆历、嘉祐都是宋仁宗的年号。三代,指夏商周三代,在传统儒家看来,三代也代表了一种完美的理想治理状态。也就是说,宋朝士大夫认为仁宗皇帝的治理,差不多达到理想中的三代之治。

明朝的士大夫朱国祯纵论千古帝王,说:“三代以下,称贤主(圣君)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 在他心目中,千百年间,帝王无数,只有汉文帝、宋仁宗与明孝宗才配得上“贤主”之誉,至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俱不足道。

今天不少网文还煞有介事地说:“自称十全老人的清乾隆皇帝弘历,自视甚高,很少有人能入其法眼。但他承认,有三个帝王,却为他所佩服,一是他的祖父康熙玄烨,二是唐太宗李世民,三是宋仁宗赵祯。”其实,网文的话是完全不可信的,乾隆不可能会佩服宋仁宗——因为他们完全是两类人。我检索过《乾隆朝实录》,找不到称佩服宋仁宗的任何记录。这才对嘛,如果仁宗皇帝真的受清朝的乾隆佩服,那绝不是一种荣幸。

这就是宋仁宗身上的第三个悖论:仁宗本人的资质比较平庸,没有什么雄才大略,也没有多少丰功伟绩,但历代士大夫对他的评价却非常高。

仁宗皇帝身上的这三个悖论,其实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宋仁宗到底是一个庸常之人,还是仁圣之君?

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从他的庙号说起。仁宗去世之后,庙号为“仁宗”。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仁”为庙号的帝王。

那么“仁”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先来看看宋仁宗的扮演者王凯的理解。王凯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心中的宋仁宗,一个是仁,对所有人包括百姓、身边的内侍宫女,还有每天追着他‘骂’的谏官,都怀有仁厚之心;另一个是忍,他是特别孤独的,他没有自己,他所有的感情甚至自己的身体都是国事,在千百双眼睛中生活。”

我觉得王凯很精准地把握到宋仁宗的特点,那就是“仁”。仁宗生性仁厚,对大臣、对宫人、对百姓,确实很仁慈,我举一个例子:据野史笔记记载,成都有一个落魄文人,写了一首很反动的诗歌,鼓吹四川独立,与朝廷对峙,并把诗歌献给了成都太守,太守一看,吓坏了,赶紧报告朝廷。但仁宗皇帝看了诗歌,淡然地说:这不过是落魄文人想要当官罢了,给他一个闲官当当吧。

是不是很仁厚?

不过,如果我们将仁宗的仁仅仅理解成仁慈、仁厚,未免有些浅薄。儒家解释过“仁”的含义:克己复礼谓之仁也。什么是克己复礼?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克制自己的欲念、激情,服从制度的约束。王凯说仁宗皇帝的另一个特点是“忍”,其实这个“忍”就是“仁”的含义之一。

我们来讲几个小故事,通过这几个小故事,可以理解仁宗之仁。

有一次,仁宗皇帝在内苑跟大臣散步谈话,走着走着,几次回头张望,大家都不知皇上的意思。回到宫内,仁宗赶紧交代宫女:“渴死了,快给我倒杯热水。”宫女问道:“官家刚才在外面,为何不喝水,忍着口渴?”仁宗说:“我几次回头张看,都未看到提水的燎子。如果出声询问,只怕那燎子会被问罪,只好忍着口渴而归。”顺便解释一下:燎子,原本是用于烧汤烹茶的炭炉。这里借用来指代司燎炉供应茶水的皇室服务员。

还有一次,早朝,仁宗皇帝上朝,面色很不好看,大臣问:“陛下今日面带倦容,是哪里不舒服吗?”仁宗说:“没事,只是昨晚没有睡好。”大臣有点怀疑,以为皇帝昨夜与嫔妃谈情说爱花了过多的时间,于是进言,陛下请注意保养圣躬,不可沉溺于美色云云。

仁宗大笑说:“卿等想到哪里去了?我只是因为肚子饿,才失眠了。”大臣大惊说:“这这这怎么回事?”仁宗说:“昨晚睡觉时,觉得有些饿了,想吃烤羊排,但寝宫里又没有羊排,因此饿了一宿。”大臣说:“何不叫厨房供应?”仁宗说:“我也想过,可是祖宗法中并无夜供烧羊的先例,如果由我破了例,后世子孙自此仿效,不知每夜会杀几头羊!还是忍点饿算了。”

承平时代,国泰民安,锦衣玉食的皇帝多的是,能自觉克制自己对美食的口腹之欲的君主,却是少见。别说别人,我自己就做不到,每次看到烤羊排都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仁宗的忍渴挨饿,既是仁厚,也是忍耐,合起来,就是仁。

对帝王来说,口腹之欲算是小事,更重要的是要克制自己说一不二的权力欲望。仁宗皇帝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呢?

嘉祐年间,曾有一个官员问仁宗:“今政事无大小,皆决于中书、枢密,陛下一无可否,岂为人主之道哉?”仁宗是如何回答的?仁宗说:“治理天下,不能由我一人独断,若都是我一人说了算,如果做对了还好,如果做错了,难以改正,不如大家充分讨论,集思广益,然后以宰相的名义发布决策,倘若在执行的过程中发现错漏,则有台谏指出来,改正也容易一些。”

再举一个小例子:某日,仁宗退朝,回到寝殿,让宫女替他梳头。那宫女梳头时发现仁宋怀中有文书,便问:“官家,这是什么文章?”仁宗说,“是台谏的奏章。”梳头宫女又问:“台谏又上奏了,说了什么事?”仁宗说,“台谏说:雨下得太久了,恐怕是后宫里的嫔御太多所导致,需要裁减一些。”宫女听了便发了一句牢骚:“宰相大臣家中都有歌妓舞女,官家稍多几个宫女,他们却要说三道四。”仁宗不答话。宫女又问:“台谏所言,一定要实行吗?”仁宗说:“台谏之言,岂敢不行?”那梳头宫女自恃受皇上宠爱,便说:“如果非要裁减宫女,请从我开始。”仁宗便起身,唤来掌宫籍的内侍,传旨:放遣三十名人出宫,第一个就是那名得宠的梳头宫女。皇后问他:“梳头宫女是官家所爱,为何作第一名遣送走?”仁宗说:“此人劝我拒谏,岂宜置左右?”电视剧《清平乐》也讲到这个故事。

这两个例子告诉我们:仁宗皇帝非常清楚地知道:作为皇帝,独揽大权、朝纲独断,虽然很爽,但也非常危险。这就是对权力欲念的克制。

说到这里,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认为我有“明君情结”,有“人治思想”,对不对?我甚至可以猜到,会有朋友要发出告诫:“皇帝的美德是靠不住的,制度才靠得住。”

其实呢,当我们说到仁宗皇帝的美德时,说的恰恰就是宋代的制度与政体。比如说,皇帝的诏书,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圣旨,是皇帝权力的体现,代表了朝廷的最高命令,但宋朝皇帝诏书的颁发,有着非常严密的程序,并不是皇帝顺便说几句话,或者叫一声拟旨,便马上有了一道圣旨,大家必须执行。

其实,宋朝的所谓圣旨有专门的人起草,有专门的人审核,还需要宰相副署,由宰相机构颁发。皇帝如果绕过这些程序,直接下旨,是违反制度的,大臣也可以不执行。我们如果看过唐宋时期与明清时期的圣旨,就会发现一个不同:明清圣旨的最后,是一个代表皇帝的印章;而唐宋圣旨的最后,是一大串签名,那是负责宣行、审核、签署、颁布这道圣旨的官员的署名,没有这串签名的皇帝私旨,不能成为正式的国家诏令。从这个角度来看,宋仁宗的克制,无非是守住人君的本分,尊重既定的制度。

仁宗皇帝曾说过:“老是有人言我没有决断。并不是我不想决断,而是国家有制度、惯例放在那里,我也需要遵守。如果违反制度,便成过失。”由此看来,仁宗即使有专断之心,恐怕也不能如愿,因为当时的祖宗之法、惯例、官僚体系、士大夫集团,都对他的权力形成一定制约。

让我再用一个小例子来说明。宋仁宗曾经想过一把大法官的瘾,内廷有一些内侍犯了罪,仁宗皇帝便绕过司法机构,径自做出判决。有一位谏官便站出来抗议:天子怎么可以如此具体地参与案件的审判?仁宗说:为何?这个谏官说:任何一起案件的审判,都关涉到罪名之小大、刑罚之轻重,其中的微妙之处,只有受到法律训练、通晓法理的专业司法官,才可以做到平衡把握。君主哪怕有天纵之英明,也未必知晓司法的技术,因此,“出于圣断”的司法裁决,很容易“前后差异,有伤政体”,损害司法权威,破坏司法制度。而且,皇帝如果兼职当了法官,那还要配置专业的司法官员干什么?

这位谏官还建议:从今以后,所有涉及内廷近侍犯罪的刑案,都请移送司法机构依法审判,陛下您就不要插手了。宋仁宗不敢再逞强,批准了谏官的提议。

总而言之,宋代形成的政制是一套不支持君主揽权专断的制度,宋仁宗谦抑的美德,与这套制度是相辅相成的。宋朝的制度,用一句话概括的话,就是“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治理天下的主体是士大夫,而不是仁宗一个人。皇帝最主要的职责是选择、任用贤能的士大夫,拜他们为执政官,为台谏官。仁宗皇帝就是这么做的。所以我最近出版的仁宗传记,副题就叫“共治时代”。

从这个角度来说,宋仁宗既是一个庸常的人,也是一位仁圣的君主。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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