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宋仁宗:共治时代》:丁谓与刘太后的同盟裂痕究竟从而何来?
踌躇满志的丁谓开始连刘太后也不太放在眼里“尝议月进钱充宫掖之用”,提出要限制宫廷开支,“太后滋不悦”,太后是不高兴了。还有一件事也让丁谓“稍失太后意”,这件事得从宋朝的视朝制度说起。
作者:吴钩
展出中的宋仁宗后坐像/新华社资料图 金良快 摄
宋太宗确立了皇帝每日御前殿听政的日朝制度;宋真宗晚年,由于身体多病,经常不豫,遂改“日朝”为“只日朝”,逢单日临朝听政,双日则在禁中休息,坐朝的地点也从前殿改为后殿;宋仁宗继位后,延续了真宗晚年的单日视朝做法视朝地点为前殿。
皇帝未成年,视朝只不过是形式而已,但这个形式也让仁宗苦不堪言,因为早朝的时间很早,天未大亮就得坐殿,而仁宗年幼,常常难以早起。一日,刘太后给中书门下发了一道手书,称“官家年小起晚,恐稽留百官班次”,不如将早朝的地点改在太后与皇帝起居的后殿。
刘太后这么提议,也许确实是不忍心看小皇帝早起,但隐秘的用意,恐怕是想将君臣议政的场所从前殿搬到后殿,方便她“独受群臣朝”。宰执大臣不是傻瓜,当然也看得出太后的用心,但他们不敢作出裁断。当时丁谓请了病假,未在中书上班,次相冯拯便把皮球踢给丁谓,回复太后:“乞候丁谓出厅商议。”
几天后,丁谓回中书上班,听了同僚的汇报,马上回奏太后:“臣等止闻今上皇帝传宝受遗,若移大政于他处,则社稷之理不顺,难敢遵禀。(臣等只知道皇帝受先帝遗命登大位,御殿听政,如若移大政于他处,则社稷之理不顺,难敢遵禀。)”毫不客气地将刘太后的提议反驳回去。
丁谓还责备冯拯等人:“此一事,诸君即时自当中覆,何必须候某出厅,足见顾藉自厚也。(这件事,各位当时自当反驳,却明哲保身,非要等我回来上班再说。)”冯拯背后却跟同僚说:“渠必独作周公,令吾辈为(王)莽、(董)卓,乃真宰存心也。(他想要当周公,却要我等当王莽、董卓。这就是丁相的用心了。)”
平心而论,这件事丁谓倒做对了,反而是冯拯等人耍了滑头,将烫手的芋头扔给丁谓。只是,丁谓反对刘太后“移大政于他处”,也不是出于公心,而是为了方便自己把持朝政。显然,操控未成年的宋仁宗要比操控精明的刘太后容易得多。但他自恃位高权重,忤逆了刘太后,与太后的同盟关系难免出现了裂痕。
转眼到了乾兴元年夏,朝廷发生了一件大事:管勾山陵事务的内侍雷允恭被揭发:擅移大行皇帝山陵皇堂(墓室)。
朝野震动。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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