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件三国文物齐聚日本,证明曹操身份的石牌亮相
近日,在日本举办的“三国志”特展,吸引了中日两国的众多“三国迷”和文史爱好者。该特展是为纪念《中日文化交流协定》签署40周年而举办,展览最早于7月份在东京国立博物馆亮相。10月份,又转至位于福冈的九州国立博物馆展出,在日本的展期长达半年。
谢 田 文并摄
“三国志”《吴书》第十二残卷(五世纪) 现藏于日本
三国志特展,总共有来自中国46家文物收藏机构的162件文物,其中有42件一级文物,是近年来中国最大规模的文物外展之一。而且,有很多展品是首度在日本公开展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在魏王曹操墓新出土的文物,比如证明曹操身份的“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石牌等。
为了配合本次三国志特展,日本九州国立博物馆还举办了相关的主题展,展出了日本各大博物馆收藏的三国时期的文物,以期从多个方面展示三国时期的真实面貌。
证明曹操身份的石牌亮相
笔者日前在日本福冈县太宰府的九州国立博物馆,参观了为纪念中日文化交流协定缔结40周年而举办的特别展“三国志”(展期到2020年1月5日)。三国时代(公元220年至280年)指的是从曹丕篡汉建立魏国,到晋武帝司马炎平定东吴的这段历史。而广义上的三国时代,还包括从黄巾起义(公元184年)到汉朝灭亡这一段历史,也就是说三国时代是一个总长约一百年左右的乱世。
明代关羽铜像 河南新乡市博物馆藏
三国时代在中国的历史上,算不得特别重要,但是那一时期的人物故事之精彩纷呈,在世界史上都少见。三国归晋之后,蜀人陈寿开始编写《魏书》、《蜀书》、《吴书》,大概于公元280年至290年之间完成,三本书分别流传,到北宋时被合为《三国志》。从宋元时代开始,三国志的故事逐渐被搬上舞台,无论是演戏还是说书,三国故事都是最受欢迎的。元代末年,罗贯中总结了历代流传的三国故事,写成《三国演义》,是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于明代末年传入日本,也成了日本最受欢迎的历史小说,而曹操、诸葛亮等人,也成了日本家喻户晓的人物。直到现在,日本还有很多文化商品根植于三国故事,最典型的就是游戏和漫画,这次特展上还展出了日本漫画家横山光辉的《漫画三国志》原稿。
三国志特展,总共有来自中国46家文物收藏机构的162件文物,其中有42件一级文物,是近年来中国最大规模的文物外展之一。特展最大的亮点来自三国最著名的人物:曹操,因为这次特展也是曹操墓出土文物的第一次海外集中展出。
曹操高陵出土的石牌
2008年至2009年,河南安阳发掘的东汉末年西高穴二号墓,被专家确认为曹操墓,也称曹操高陵。虽然墓室多次被盗,但还是出土了曹操头骨等众多珍贵文物。关于曹操墓,《三国演义》里有一个记载,说曹操由于一生盗墓太多,所以临死前立72个疑塚,然后密葬,让人根本找不到他的墓在哪里。当时有关曹操墓被发现的新闻,在民间掀起了巨大的舆论波澜,很多人发表言论认为这不是曹操墓,而普通民众也无从分辨各种言论的真伪,结果网上一时众说纷纭,让一个从专业角度看来本该没有争议的考古发现,成了所谓的“疑案”。
不过文物部门并没有受到太多影响,因为曹操墓本身没有问题。按照正史记载,曹操墓虽然不封不树,但是位置一直是公开的,唐太宗李世民还给曹操墓写过祭文。从宋代开始,曹操墓的位置没人知道了,加上曹操被定位为奸雄,于是人们把邺城西边的北朝墓群当作了曹操的疑塚,然后在《三国演义》里定案下来。实际上曹操墓从来就只有一个,就是西高穴二号墓。2010年,曹操高陵入选“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首,2013年5月,曹操高陵成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曹操在日本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所以这次特展把曹操墓的文物做了重点展示。一个明星展品是证明曹操身份的石牌,上面写着“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曹操去世时身份是魏王,谥号武王,下葬时候的正式名号就是魏武王。曹操墓里出土了一些用于记录物品名称的石牌,由于以前没人见过,一度被民间学者怀疑,但是后来洛阳市西珠村一号墓也出土了同时期同风格的石牌,从而证明这就是汉末曹魏时期贵族墓葬的正常配置。
曹操高陵出土的白瓷罐
另一件珍品是白瓷罐。这个罐子高13.4厘米,口径8.7厘米,是墓中出土的陪葬品。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研究小组对其仔细调查后发现,瓷罐中上部经过上釉和高温烧制,形成了玻璃质的釉层,是一件白瓷制品。白瓷从隋唐时期开始流行,与南方的青瓷并称为“南青北白”,尤以河北南部的邢窑白瓷最为典型。曹操墓白瓷罐的出土,把中国白瓷的历史往前推了三百多年,这在中国科技史和艺术史上都是重大发现。
由于曹操在日本太出名,馆方在展厅里还举办了演出活动(一般是在周末),主题是倭国(当时日本的名称)使节难升米在洛阳拜见曹操,曹操赐予印绶,并给使节讲解魏国兵器的使用方法。在真实的历史上,没有记录显示曹操见过倭国使者,但是据史书记载,在辽东公孙渊被司马懿平定之后,魏景初三年(239年)六月,倭国女王卑弥呼遣大夫难升米,副使都市牛利到洛阳朝见皇帝,献上男子四人、女子六人及班布二匹。后来魏帝曹芳册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赐予金印紫绶,难升米被赐予银印青绶,另外赐予大批宝物,包括丝织品、黄金、宝刀及铜镜百面等。
《吴书》五世纪残卷流传于日本
在日本还出土过一些汉魏时期的铜镜,其中有的还有魏文帝的景初年号,有可能就是当时魏国赐给倭国的。所以,这次九州国立博物馆为了配合三国志特展,专门展示了一面“金银错嵌珠龙纹铁镜”(展期到2020年1月19日)。这面镜子是日本的“重要文化财”,相传于1933年出土于九州大分县,是在当时铁路工程中出土的。
2至3世纪 金银错嵌珠龙纹铁镜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中国的古镜一般为青铜制,铁镜极为罕见。这面铁镜虽然由于锈化而剥落严重,依然是罕见的佳作。镜纽为半球形,镶有金线。纽座为蝙蝠座,以金银线表现出涡云纹,中心镶嵌有1颗玻璃珠。蝙蝠纹之间以镶金手法刻有“长宜子孙”的文字。镜纽周围有许多以镶金的细龙纹,龙眼与身体上镶嵌有绿松石以及红色宝石。一般认为,这面镜子生产于2-3世纪的中国,而且是用当时最高工艺制作的。从制作时间和出土地来看,笔者推断可能是正始元年(240年)魏国赐给卑弥呼女王的。无独有偶,曹操墓里也出土了一面错金银铁镜,从文物部门披露的资料来看,和日本出土的铁镜工艺高度相似,可见错嵌金银的铁镜应该是三国时期高级贵族的所有物。
九州国立博物馆为了配合三国志特展,专门办了一个特集展示“长崎的关帝信仰和最古老的三国志”(展期到12月22日)。长崎是九州的港口,在17-19世纪是日本唯一的通商口岸,有很多做生意的中国商人旅居此地,于是把中国的关帝信仰带到了日本。这个展示的主题是日本17世纪以来的关羽雕塑和画像,很多都是中国工匠的作品。
在“长崎的关帝信仰和最古老的三国志”展示上,最有价值的就是三国志的古抄本:“吴书第十二卷残,虞翻陆绩张温传”。这卷抄本于1915年前后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长八十行,有一千余字(以下称八十行本)。虞翻卷前面还有十行百余字残卷,也是一起出土的,现藏于东京台东书道博物馆。
1924年,收藏家白坚重金购得八十行本,影印后将其公布(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点校版《三国志》,开篇就是八十行本的影印版)。1930年,白坚将八十行本卖给日本人武居陵藏,此后它就一直在日本流传了。
据推测,八十行本抄写于五世纪,比南宋绍兴年间最早的完整本《三国志》早了约700年,其中部分文字出入还可进行勘误,文献价值极高。不过八十行本并非现存最古老的《三国志》,最古本是1965年新疆出土的《孙权传》40行残卷,有570余字,和通行的《三国志》没有文字出入,推测是四世纪抄写的作品,大概写于西晋末年到东晋初年,现正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展览。
除了三国志特展和相关的特集展示,九州国立博物馆现在还有一个和中国相关的展示叫“版经东渐”(展期到12月22日),内容是对马岛保存的由中国和朝鲜半岛传入的经书等古物。其中有东泉寺收藏的元代未知雕本的《五部大乘经》,卷尾还有罕见的明代建文年间题记,值得一看。
(原标题:三国文物齐聚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