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此文，以兹怀念。

作者 廉正保

制图 王金辉

沪江大学高才生

陈登鳌1916年12月出生于江苏无锡惠山区石塘湾镇。家境清贫。兄弟姐妹5人，他排行老大。父亲曾在上海一美国建筑教授家当厨师；母亲十分贤惠，家教极严。

高中毕业后学什么？母亲告诫陈登鳌，只能在医学和建筑中二择一。“无人不看病，无人不住房”；“医学建筑，以人为本，积德积善，造福子孙”。陈登鳌选择学建筑。

1937年，陈登鳌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商学院建筑学专业，他是系里的高才生，毕业论文画作全系第一。

听我岳母说，陈登鳌大学毕业后，美国一家建筑公司聘了他，想送他去美国深造，因上海沦陷，未能成行。当时，上海被日本人占领，他不愿为日本人工作，所以毅然携家离开上海，转辗他乡，先后在江苏、江西、河南等地的建筑事务所、建筑工程公司、银行、煤矿局、都市计划委员会等单位工作过，任职助理建筑师、建筑师、工程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登鳌回到上海，于1949年11月参加革命工作。1950年，建设部把他从上海选调到了北京；1953年起，陈登鳌在中央设计院、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从事建筑设计工作，历任主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技术室主任；1971年后，任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设部建筑设计院副总工程师、副总建筑师、顾问总建筑师。

“中轴双塔”风波

调入北京后，陈登鳌承担了多个重要项目——位于北海东官房、三座门、西郊、地安门等几处的大楼——的建筑设计任务。

陈登鳌仔细勘探了现场：西有北海公园，南有景山公园和故宫博物馆，北是曾经有过的明清皇城北门地安门，都是金碧辉煌的古建，且都在北京亮丽的中轴线上。陈登鳌缜密思考，大胆构想，既吸取“古”精华，又体现“今”风格，精心设计出了曾被称为“中轴双塔”的两幢塔楼。

编剧吴雅山《“中轴双塔”——景山东西大楼》一文中有写：“或许是弥补地安门被拆除的遗憾，1954年在地安门路口南，两座极具民族风格的建筑拔地而起，成为地安门的新地标；”“如今，站在景山公园的万寿亭向北眺望，马路东西两边的地安门大楼格外耀眼，灰色的楼体，绿色的琉璃瓦屋顶，精致的门窗，令人过目不忘。”

然而，1954年，建筑界掀起针对“大屋顶”的批判，矛头指向梁思成。“中轴双塔”是典型的“大屋顶”式建筑，自然免不了为陈登鳌惹来大麻烦。

1955年3月28日，《人民日报》发文点名批评陈登鳌。

迫于形势，1955年5月14日，陈登鳌在《人民日报》刊登了自我检查的文章。

陈登鳌受到了降级降薪的处分。

幸运的是，不久，苏联建筑专家组来到中国，他们考察了北京的建筑，对北海东官房大楼和地安门“中轴双塔”赞不绝口，说这两处建筑真正体现了中国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

陈登鳌立刻得到了平反。还被安排负责接待苏联专家，后又被安排于1958年11月苏联国庆节时在家中接待苏联专家前来做客。苏联专家点名邀请陈登鳌参加中国建筑师代表团赴苏联考察访问；《建筑学报》邀陈登鳌著文，介绍自己有关“民族形式”的设计体会。

首都大门北京站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中央设想在北京建设一批重大建筑工程，人称“国庆十大工程”。北京火车站是其中之一。领导决定，北京火车站由建工部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陈登鳌负总责，主持设计。接下这个任务，陈登鳌就将行李搬到了施工现场，与参加施工建设的工程技术人员同吃同住，现场办公。

因为肩负着献礼的重任，所以北京火车站采取边设计、边施工、边改进的方式进行作业。陈登鳌和大家一起，精益求精，攻坚克难，解决了一个又个棘手问题。在车站平面布局的设计中，设计者结合城市规划、流线组织和功能分区等要求，采用了以中央大厅为中心、左右分设两个内庭院的对称布局形式，并按照客流量大、流动频繁的特点，采取主体交叉的流线组织形式，使各方旅客不会出现互相干扰的情况。而将传统的琉璃瓦顶钟、塔楼、两边琉璃女儿墙、中间琉璃马头墙与中央大厅上35m×35m的预应力大扁壳相连接，充分体现了民族传统，又鲜明显示了现代风格。

陈登鳌回忆：1959年3月和9月，周恩来总理先后两次来到北京火车站工地，现场听取工作汇报，不仅问车站的规模多大、大厅多大，同时指出，不可搞得过大，要注意节约。他嘱咐设计及施工人员，要细心，不要出差错，要搞好建筑质量，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在原来的设计中，东西两侧的尽头没有塔楼，了解到车站有200多米宽，周总理说，这样长的建筑，东西两侧似乎要有两个高起来的塔楼好一些。建筑师研究后认为，加上两个塔楼确实更好看。遵照周总理的建议，马上修改方案重新进行设计。建成后的北京站大楼，庄重、文雅、大方。

陈登鳌日记：“总理的亲临现场，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他一直珍藏着周总理视察北京站工程建设时的照片。

陈登鳌回忆：1959年9月15日凌晨，毛泽东主席来到北京站工地现场，将车站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主要部分仔细看了一遍。上下楼梯时，他谢绝搀扶，执意自己走楼梯。陈登鳌汇报了北京站工程设计的主要情况和设想，又说：“这样大的工程，在我们国家还是第一次建设，我们没有经验。使用后不知是否会出现一些什么问题。”毛主席说：我们现在做的事情都是第一次，十月革命胜利是第一次，我国革命胜利也是第一次，在这以前只有一些小经验……你们设计这个车站以前也只有一些小经验吧！北京站建设得很好嘛……

毛主席亲笔题写了“北京站”站名。车站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将这三个立体大字放置在车站正面正中央正上方。

陈登鳌日记：“这是我平生最为难忘的幸福时刻……”

从1958年11月开始设计，到1959年1月20日开工，9月10日竣工，9月15日开通运营，北京火车站建设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堪称中国铁路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落成大会上，苏联专家鲍尔特说：“和你们共事半年，我懂了，中华民族是个了不起的民族。我们认为办不到的事，你们办到了！”

一段时间内，北京火车站成了北京的一个标志性建筑之一。陈登鳌写的一篇文章《首都的大门——北京站》，还曾经被收录进了高二语文教科书。

北京火车站工程获得原建筑工程部优秀工程设计奖。陈登鳌受邀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国庆大典。

2019年10月16日，国务院核定并公布《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北京火车站大楼恭列其中。

建筑大师不虚名

陈登鳌还主持设计过不少援外工程。

1960年，陈登鳌赴越南民主共和国，为援建国会大厦工程做调研，收集有关资料，绘制设计方案。在越期间，陈登鳌荣幸地受到了胡志明主席两次接见，并同范文同总理以及越其他国家领导人详细和坦诚地探讨了大厦工程的设计问题。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该工程最终未能实施，但越南政府十分赞赏陈登鳌的工作，1963年，越南政府通过中国政府给陈登鳌颁发了友谊奖和金质奖章。

陈登鳌主持设计了西非几内亚共和国国家大会堂。陈登鳌日记中写道：该工程于1966年1月开工至1967年9月建成交付使用。”“在施工过程中，几内亚共和国总统塞古·杜尔亲临现场视察……该工程建成后，获得几方上下的一致好评，并被誉为“非洲的明珠”。

1979年6月，陈登鳌赴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参加研究也门共和国国家会议大厦的设计，方案获得也门政府内阁会议的一致通过，双方很快签订了设计合同。

在也门期间，陈登鳌还“附带”完成了也门电视广播总局办公楼的设计。该办公楼第二年即建成，并获得也方一致好评。

1971年，陈登鳌参与了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总体规划、设计。此外，他负责完成的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新区建设总体规划方案，经北京市批准为实施方案。

陈登鳌不仅是一位建筑专家，也是一位资深学者，他做了大量工业化住宅设计研究，项目规划，审查了大量工程设计，担任研究生导师，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他主编了几内亚设计资料汇编，为援外工程积累了大量的基础资料。1989年，陈登鳌被授予国家设计大师称号。

上世纪90年代，退休后的陈登鳌仍以饱满的热情致力于建筑设计和研究，担任《建筑设计资料集》（修编版）总编辑委员会副主任，任一二三分集编辑顾问。该书获得了国家图书大奖。

身为女婿，岳父的以身作则、坚守原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1970年代初，陈登鳌下放去河南新乡“五七”干校，岳母需同行。正值寒冬，我建议岳母能否晚去或不去，但岳父说：“不能搞特殊，影响不好！”坚持让岳母带着出生不到俩月的外孙随他一起去了干校。

（原标题：陈登鳌和他的设计）

来源 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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