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一生，在获得的各种荣誉和奖励中，我最珍惜的还是家乡父老对我的认可——“人民的儿子”这一崇高称谓。

1949年，人民子弟兵解放了我生活的小县城——浙江金华东阳吴宁镇。这年，我小学毕业正考中学。考试成绩很好，发榜时名列前茅，可家里没钱供我继续读书了。看着我的成绩单，父亲难过地对我说：“跟我学做秤吧！”就这样，我跟着父亲刨秤杆、磨秤杆、钻秤花、搓麻绳……我要把父亲的手艺一点一点学到手。

一天，中学的老师登门走访，对我说：“去上学吧，家里只管吃饭，别的都不用管。学校有助学金……”我父亲疑虑地说：“家里不用交学费？那，就去上学吧！”后来才弄明白，解放了，人民当家作主了，学校设立助学金，帮助解决平民百姓孩子上学的困难。

从初中到高中到大学，我都是靠助学金生活的。

在上海读大学时，学杂费免交，吃饭有保障，每月还有三五元钱的补助费。那时，我常身穿一件土布长衫，脚蹬一双千层底布鞋。我这个来自山村的农家娃，不跟同学比穿着比吃喝，而是比读书比学问。出门，我少坐车，尽走路。上中学时，星期日回乡村老家看望奶奶，九十华里，一天一来回，练就了一双铁脚板。上海的书店多，尤其福州路旧书店的书便宜，是我最爱去的地方。尽管书价便宜，但我爱书如命，见了好书就想买，每月那几块钱很快就花光了。囊中如洗，胸前却抱着一堆沉甸甸的书，穿街过巷，喜滋滋、急匆匆地走路回学校。我的枕下都是书。几元钱的补助金，换成了书，变成了知识滋养了我。

大学毕业后，我来到北京，当记者，做作家，爬格子，玩丹青，一路风生水起。

饮水思源，新中国设立的助学金，解决了平民百姓上学的困难，亦使我这个山村孩子有了人生成功的起步。如今我已八十三岁了。我说过，六十岁退休前，为了报答党和人民的培育，我像一头老黄牛，一步一个脚印，努力耕耘；六十岁之后，退休了，做所有的事，都是自己喜欢的。

回头看，值得庆幸的是，我所做的事，都是阳光的，有益于社会的。

工作后，我有钱买书，朋友送的书也多。书房里，各种图书堆积如山。我已先后将八千余册书籍送给了家乡图书馆。家乡还创建了“鲁光艺术馆”，陈列我捐赠的绘画作品、文集和手稿。家乡的群众称我是“人民的儿子”。虽然，其他头衔“帽子”很多，但我都不稀罕。我只钟情“人民的儿子”这个称呼。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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