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楚翘

齐白石 牡丹

这一事件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与热议。不少年轻人诧异地表示：一直以为牡丹就是国花！这种印象究竟从何而来？牡丹有没有被正式评为国花？在很多人认为牡丹是国花的同时，为何又有梅花是国花的说法？

国花牡丹说法的来历

现代意义上的“国花”一词最早出现在19世纪的英国，指被用来作为国家象征或国家标志的花卉。在中国古代，并没有这样一种以花喻国的概念，但“国花”这一固定称谓在明代就已形成。最先使用这个词的是文人墨客，所指的对象恰恰就是牡丹。

明朝中叶诗坛领袖、“前七子”之一的李梦阳有首名为《牡丹盛开群友来看》的诗，其中“碧草春风筵席罢，何人道有国花存”两句，生动地记载了诗友们共赏牡丹、口称国花的情景。这也是迄今可考的“国花”一词与牡丹的最早关联。其语义溯源，大抵化自“唯有牡丹真国色”“牡丹独逞花中英”等唐诗名句，取倾国倾城、艳冠群芳之义，作为这一显宦家中常见花品的别名。

不过，那时“国花”一称并非牡丹专属，稍晚于李梦阳的嘉靖朝权臣高拱，就用“玉苑移仙萼，群英让国花”来形容家中的芍药。芍药与牡丹貌近而同科，也给人浓艳芬芳之感，古人评花，有“牡丹为王，芍药为相”的说法，仍以牡丹在百花中地位最高。让“国花”这一称谓与牡丹深度绑定的，是万历年间西直门外极乐寺修建的一处“国花堂”。万历朝散文大家袁中道的《珂雪斋集》记载“极乐寺左有国花堂，前堂以牡丹得名”，是当时京师豪俊宴饮雅集的好去处。这种堂而皇之的命名，可以算得上是一种“官宣”，经由士大夫文人的笔墨揄扬，让牡丹的国花之名逐渐深入人心。

到了晚明，著名诗人王次回在赠友诗中直言“国花第一数姚黄，更共明珠字夜光”，姚黄是牡丹四大名品之一，以富丽堂皇著称，早在五代时已有“花品冠洛阳”之誉，正与“国花”的说法相合。特别值得关注的一点是，牡丹是黄河流域的花卉，而王次回出身浙江仕宦门第，一生交游活动均在江南，晚明江南士人族群在文化乃至政治意识上往往自成一家。从王氏和友人对牡丹的认知中，多少可以证明“国花牡丹”这一文化概念突破了地域意识，在大江南北间有了更普遍的认同感。

清代以降，这一认同感更超越了民族和社会阶层，牡丹的国花身份为广大士庶所熟知。极乐寺国花堂成为京中游览胜地，姹紫嫣红开遍，往来题咏不绝。乾隆时的郑亲王乌尔恭阿有诗“城西国花旧有堂，牡丹盛开红千萼”，成亲王永瑆更亲自为国花堂题匾。雍容华贵的牡丹得到了清朝王室的认可和喜爱，“国花”这一称谓也衍生出新的含义。清人对于“国花牡丹”的吟咏侧重，由原本的国色天香、花中之王渐演为花开盛世、国泰民安。到了崇尚华丽繁缛审美的晚清，牡丹作为贵族衣饰器物中常见的纹饰，地位节节高升，“国花”之号也由文人雅意上升为政治意识，被官方所承认。

光绪二十九年（1903），慈禧太后以懿旨形式册封牡丹为大清国花。这是中华历史上首次正式钦点国花，富丽堂皇的牡丹与几年后定下的国歌《巩金瓯》一样，寄托着清廷的国运昌隆之想。另一方面，慈禧太后本人也是个牡丹花迷，曾多次画牡丹，并在颐和园佛香阁前修“国花台”，广植牡丹珍品，以彰泱泱气象。在彼时清廷的语境中，“国花”更多作为一个尊荣的封号，并不具备以花喻国、凝聚族魂的精神意义。但以名义观之，自唐宋以来就饱受国人喜爱的牡丹终得以“国花”之衔绽放于中华帝制的最后十年，自民间而至庙堂，留下一抹权势的余艳。

牡丹与梅花：百年国花之争

民国之后，现代国家民族的概念兴起，人们逐渐建立起对国旗、国徽、国歌等政治文明礼仪的认知。然而，被清廷封为国花的牡丹，却没能在新时代中延续这一尊贵地位。20年代，鲁迅在杂文《论他妈的》中，不无揶揄地比附道：“假使或依人所说，牡丹是中国的国花，那么这就可以算是中国的国骂了。”在当时进步知识分子的眼中，“国花牡丹”这一名头和旧学说、旧纲常等传统“国粹”同为帝制时代君国理念的产物，不以为意。那么，在20世纪的前几十年，人们是怎么看待“国花”的呢？

张大千 红梅

1915年版《辞源》中收录的“国花”词条阐释为：“一国特著之花，可以代表其国性者，如英之玫瑰，法之百合，日本之樱，皆是。”从这个解释中，可以看出在民初的观念里，国花须得是一国特产、并能代表其国家气质与民族性格，而并不一定是官方选择或政治意志的体现。譬如，日本皇室以菊为象征，皇室的菊纹徽亦常被用作国徽，则日本国花应是菊花，但在民众心理上，樱花才是国民性格与审美取向的体现，实际承担了国花的意义。

正如日本的菊樱之争，上世纪初的中华民族也在新旧理念的冲突中面临着国花选择之惑。民国政权自南方起家，代表着来自长江流域的革命之潮，以驱逐北方传统皇权统治为使命，自然不会推崇向来作为中原王朝富贵权势象征的艳丽牡丹。相反，生长南国、品格高洁的梅花，因凌寒开放而衍生出勇敢、坚贞、反抗等人格特质，与争取民族独立的时代精神相契合，受到辛亥革命以来仁人志士们的喜爱。

1929年，国民政府统一南北后，曾创议梅花为国花，未付表决，但此后民国官方习惯上把梅花视作国花，尤常出现在与战争流血相关联的情境中，比如，当时国军将领的肩章帽徽上以梅花为饰。

与牡丹一样，梅花也是自古以来饱经美誉的中华名葩。有意思的是，与古人咏梅时多赞其暗香浮动、孤傲高洁的隐士精神不同，在民国时期，梅花最被强调的是不畏严寒、风骨磊落的烈士精神。正因如此，使得梅花这一历来受文化精英族群偏爱的“名士之花”具有了更强的国民性。抗战期间，国运艰难，凌霜傲雪的梅花成为中华儿女正气凛然、坚毅不屈的心魂象征，寄托着人们苦尽甘来、胜利报春的意愿。在严酷的历史考验中，梅花比其他花朵更能焕发出凝聚和鼓舞人心的精神力量，虽无“国花”之名，在某种程度上已具“国花”之实。

新中国成立后，时代环境几经变革，国花却始终未有定论。一方面，自战争年代延续下来的梅花品质已成为国魂的化身，更受到领导人的特别喜爱；另一方面，作为千载以来人们心中富贵平安的不二象征，牡丹的民间地位无人可撼，俨然是国花的最佳之选。直到改革开放后，人们对于牡丹与梅花的地位依然争论不休，80年代、90年代，官方都曾组织过声势浩大的国花评选，在不同的场合和维度中，两种花各有胜负。后来虽也有“一国两花”“一国四花”等调和性方案，但牡丹与梅花两派间的分歧也越来越难以统一，国花之位空缺至今。

牡丹与梅花之争，其实是两种精神气魄之间的较量。牡丹象征着对繁荣富强的追求，梅花象征着在历史考验中的坚守，两种花都曾伴随中华民族走过风风雨雨，以芳姿美质鼓励和抚慰国人的心灵。不同的时期，人们对于“国花”意义的认知和选择也各有侧重，这背后反映的是大多数人以何种心态来面对和评价当前的家国命运，而不仅仅是审美喜好的差异。

（原标题：国花小史）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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