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德旺

“五四”运动的爆发和进展，直接、全面地推进了新闻事业的改革。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变化。

其一，地方性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各地爱国团体创办、出版了难以计数的报刊，如《五七》《湘江评论》《浙江新潮》等，全用白话文。因各级军阀政府摧残，它们的寿命一般都很短。但都在对反帝爱国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首先，作为打击军阀政府的专制政策和卖国行为的武器，这些刊物起到了沉重有力、直击要害的作用；其次，在当地人民群众反帝爱国运动的战斗中，这些刊物起到了高举战斗旗帜、吹响前进号角的作用；最后，在当时中国交通工具十分落后、传播渠道较少的情况下，这些刊物构成了各地民众相互鼓舞、连成一体的重要媒介。

其二，一批宣传新文化的新型杂志迅速涌现。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919年7月创刊的少年中国学会机关刊物《少年中国》（月刊），1920年1月创刊的南京分会的《少年世界》（月刊），1919年7月创刊的成都分会的《星期日》（周刊）；1919年8月创刊的北大出版部主任李辛白主编的小型通俗刊物《新生活》（周刊）等。其总数无确切统计，罗家伦说，仅“五四”后的一年间，“新出版品骤然增至四百余种之多”。

这些期刊的共同特点是多刊发紧密配合反帝爱国斗争的政论性文章，但更为重要的是文化色彩更为突出，以介绍新学说、研究中国社会问题为主，特别是围绕中国社会改造问题进行广泛探讨，寿命比前述紧密配合反帝爱国斗争的期刊小报都要长。这些刊物的政治理想、文化观念、价值取向尽管五光十色，但是在追求中国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社会现代化光明前景这一点上是根本一致的。围绕这些杂志还形成一个个相对稳定的小团体，在每个小团体内部及各个小团体之间，无时不进行着热血青年的思想交流、观点碰撞、问题争论，推动他们思想不断进步，迅速提高。正如毛泽东在《沁园春·长沙》词中描绘的：他们“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其三，大中城市许多报纸普遍增设新型副刊，在“五四”后迅速成为一种热潮。首先是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邵力子主编。从1919年6月16日创刊起两个月内，就发表了李达的《什么叫社会主义？》、胡适的《杜威论思想》等，转载了《每周评论》和《晨报》的《俄国之土地法》《俄国的新宪法》《马氏唯物史观概要》《克鲁泡特金学说的要点》等文章，介绍世界新动态、新学说、新思潮，表现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气势。《觉悟》关注现实社会政治状况，不断报道香港、上海、长沙、河南等地工人运动状况；对女子恋爱、婚姻、守节、剪发等妇女解放问题深入讨论，严厉抨击封建势力迫害、摧残妇女的罪行。《觉悟》还发表了大量小说、诗歌、随感录等新文学作品，仅1920年到1925年年底就发表小说900多篇。

孙伏园受邵飘萍之邀，接编《京报》副刊。从1924年10月起，《京报》副刊面貌一新，刊出鲁迅的《咬文嚼字》《忽然想到》等杂文名篇。此外，还有《显微镜》《妇女周刊》《儿童周刊》《戏剧周刊》等随《京报》附送。此前，鲁迅主编的《莽原》（周刊）从1921年4月24日创刊起便随《京报》附送。《京报》实际开创了副刊多样化的先河：“经常抓住一个问题，有意识的展开讨论，正反两个方面都发表一些文章，然后总结”。这“使青年在对比中深入思考，明辨是非，有所启迪和收获”。

《民国日报》的《觉悟》、《京报》副刊、《晨报》副刊、《时事新报》的《学灯》，后来被称为五四时期的“四大副刊”。

其四，“五四”后，原来内容、形式比较保守的报刊杂志，很多都开始改革。1904年创刊的全国最大的综合杂志《东方杂志》宣布：根本改变编辑方针，“顺应世界之潮流”，放弃“反动的保守主义”，从1920年起开始改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五四”前主要刊登“礼拜六派”小说，“五四”后销量降到每期只印两千册。商务印书馆主事人张菊生、高梦旦聘沈雁冰主编，从1921年11月起，大量刊载文学研究会的新文学作品。《学生杂志》《中华教育》等文言文杂志同样也作了改进。

其五，“五四”后，不少报刊大力加强海外报道。1920年，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联合派遣瞿秋白、俞颂华、李宗武赴苏俄采访；派刘延陵去法国；派陈筑山去美国；派陈溥贤、刘秉麟等去英国。天津《益世报》聘赴法勤工俭学生周恩来为特约通讯员。他们不但及时向国内报道各国重大事件，还将自己所见新闻、所思所感写成通讯或述评，成为新闻媒体中的一个亮点。瞿秋白在《晨报》《时事新报》发表了一批通讯，计48篇，约16万字，真实生动地介绍了苏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周恩来在1921年2月至1922年3月的《益世报》上发表通讯56篇，约20万字，全面介绍了中国旅欧勤工俭学运动，详细报道了欧洲政局和工人运动。开拓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胸襟和视野，这也使中国社会改造等问题的讨论有了更广阔的世界背景、时代背景和全新的参照对象，有效加强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

总之，“五四”后，中国现代新闻事业空前迅猛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反帝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良性互动、有机结合。特别是“它们把中国的年轻的知识分子介绍人民大众”，对“他们在后来的几十年中成为中国社会、政治、文学方面的领导人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文节选自《道路与选择》（张德旺著 天地出版社）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