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子健

在汗牛充栋般的五四研究中，王汎森教授的新书为人们提供了重新思考五四经验的一种可能。如书的名称——《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所提示的那样，作者力图突破思想史和生活史的界限，将“思想”同“生活”熔铸在一起。若说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那么便必须考虑到，思想如何在生活中被感知，又如何在生活中化为行动。作者指出，一位思想家的理论往往因其结构的复杂性，而难以为民众全部理解。因此，在扩展的社会层面时，思想便必然面临着缩减和扭曲，这便会面临一种“降一格”，即将复杂的思想体系简单地浓缩为口号或者格言。为了更好地理解一种思想如何对社会起作用，如何变为生活的一部分，那么便必须去研究这种“降一格”文本。与此同时，在思想成为生活时，因其同大众生活相互交织，原有思想家所划定的框架便可能随之打破，故而还要考量思想在生活中如何产生新的意义。最终，思想将成为风，在整个社会中、人们的生活中流动，一阵风激起另一阵，它们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形成一种思想的氛围，微妙而难以捉摸，但是这恰恰构成了一个时代的底色。

在这种研究理论的指导下，王汎森教授详细考察了五四思想与中国现代生活世界之间的运动。书中关于五四的思考，大部分围绕着一个问题展开，即五四后为何形成了一种“主义时代”，那时的人们为何迫切地追求一种“主义”。为此作者详细讨论了自晚清以来，一种新的“自我”观慢慢形成，这便造成了人们脱离传统的集体社会，因此五四的“新人”同时也是一种“个人”。由于社会被打散，知识分子们便力图重建社会向心力，而五四正是这样一种努力，它试图通过引入新的西方思想观念而重聚整个社会。从这个意义上看，五四是中国知识分子重建民族国家的一种努力。不过由于思想观念如要“下渗”到整个社会生活，必然面临着“降一格”，五四同样也不能例外，因此胡适等知识分子所提出的复杂的思想方案便逐渐演变为一种口号。

同时，“主义”的诞生和兴起，与五四时期整个青年群体的“烦闷”结合在一起。五四知识分子以西方精神拯救中国的努力，其最主要的效果便是取消了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合法性。但与此同时，五四所提倡的新生活在整个社会中也并未成型。因此，接受五四洗礼的青年们，便成为了一种“漂泊”的人，他们拒斥传统的生活，与那个传统生活方式占主流的社会格格不入，这既带来了情感生活中的“孤独”体验，同时也伴随着实际生活的“出路”问题。当时的青年们普遍陷入了一种“烦闷”的情绪，而“主义”恰恰为他们提供了走出这种“烦闷”的道路，以书中的话说：“（主义）提供了一套蓝图，将个人遭际与国家命运连接起来，将已经被打乱了的、无所适从的苦闷与烦恼的人生与日常生活，转化、汇聚成有意义的集体行动。”正是在这一意义中，“主义”将五四后一盘散沙的社会凝聚到一个一个小集体中，这也是五四思想对人们生活的一个重大改变。

《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为我们理解五四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在传统理解中，“五四”一直是中国现代思想革命的起点。因此，我们常常从胡适等人的纲领性文章来解读它的影响，但这便可能忽视了这一运动与下层之间的实际联系。王汎森的研究提示我们，五四的重要意义，或许也同时在于它为当时的青年提供了一种新型集体生活方式，这不同于传统的血缘或地缘纽带，而是依托于人们关于价值观和对未来社会形态的认同。这种文化或者思想公共体的生活方式，自那时起便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同时也以一种集体记忆的方式传承在现代之中。

回望五四，我们可见许许多多当今中国的雏形，也能更好地理解我们如今的样子。阿尔都塞曾言：“我研究历史，正是为了说明现在和认识将来。”这正说明了我们该如何，一遍又一遍地重新展开五四的记忆。（《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王汎森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