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鸣仁

汉《华山碑》（局部）

汉代是隶书繁荣的时代，“每碑各有一奇”，汉碑的风格变化和时代的演进是默契的。总的来说，分为两种：开拓型，风格极其强烈；温和型，风格不太强烈，对于入手汉隶大有好处。个性极强的碑帖，一般人难以驾驭，就像红鬃烈马，不是人人都能骑，倚天剑也不是人人能玩得起。个性不强的汉碑，所谓个性强烈与否，只是相对而言。知名的汉碑，严格来说，都是有个性的，但未必适合所有人。譬如人看病，吃中药讲究先调理，再慢慢治，如果一开始就下猛药，最终可能适得其反。因为这种个性相对温和的碑帖，如果加入一点自己的想法，是可行的，也能体现出自己的风格。

其实，《华山碑》就是个性极其温和，适合大多数人临学的碑帖。不管风格如何奇特，根基一定要“正”。汉隶属于书家的“奠基之作”。

高翔属于“扬州八怪”的一员。对这样的背景也要探讨一下。“八怪”远不止八人，有多种说法，但有几个人属于核心人员。其中的关键字有三个，首先是“八”，国人喜欢吉利数字，不难理解；其次是“扬州”，为什么只有扬州出现了这样的艺术家群体？主要是商品经济的繁荣，有了庞大的文化需求，字画只是其中消费的一部分；再次，就是这个“怪”字。“扬州八怪”乃是后人的总结。当时这些人寄居扬州，主要是为讨生活“抱团取暖”。“八怪”当中，每个人的成就和影响并不一样。在民间，郑板桥名声最大，在艺术史中，金农实力和影响力最强，比起郑板桥的“六分半书”高明许多，但民间更易接受“六分半书”，“漆书”则是“高书不入俗人眼”。郑板桥似乎成了“八怪”的符号甚至代言人。实际上，“八怪”之“怪”，更多是指向盐商的口味。俗话说，有钱就任性，就会有各种需求，有时也不免刻意求怪。其实不独八怪，几乎所有当时在扬州生活的书画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迎合”，于是就出现了“怪”的潮流。这其实是书画家的应酬。

清  高翔节临《华山碑》

有了这样的铺垫，再来看高翔的《华山碑》临作，就很客观。此作临写于雍正丁未年，时1727年，高翔40岁。整体风格一点都不怪，不仅如此，还有些中规中矩。这又该怎么理解？原因之一，《华山碑》本身就是温和型的，没有特别强烈的风格。就高翔本人而言，个人法度仍未确立，处于探索的过程当中。

原因之二，古人临摹的态度，以忠实为根本，所谓的意临，乃是个人之意，水到渠成的结果，并非随意而为。

要说高翔的隶书“怪”，那主要是右手病变之后。扬州八怪之一的高凤翰亦有类似的人生经历，从右手改为左手，开始的不习惯以及左手必定出现的稚拙，加上因身体残疾带来的种种生理和心理的病痛，使得胸中的郁勃之气喷薄而出，从而出现了奇异之变。这件临作，可以看到“八怪”之一的高翔，在右手病变之前，如何地谨受法度。其怪不只是单纯的形式，也并非单纯地刻意求怪的结果，而是由正及奇。

《华山碑》全称《西岳华山庙碑》，立于汉延熹四年（161），是汉碑隶属成熟时期的代表作之一，与《礼器碑》被誉为汉隶中典范。用笔方圆兼备，藏露互见，笔道丰满厚重，方整沉稳之中多具波磔变化，特别是波挑、波磔这两个主笔的写法绝不机械地重复。波挑收笔，有的圆润，有的方整，有的肥而饱满，有的瘦而峭拔，于其笔道的粗细变化、波磔跌宕的细微差异就更多。结字堂堂正正，总体上属横势扁方，但每个小部件的写法也独具匠心。碑原在陕西华阴县西岳庙中，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毁于地震。

高翔（1688-1753），字凤岗，号西唐，擅山水花卉，间作佛像人物。篆刻与汪士慎、丁敬齐名。又与高凤翰、潘西凤、沈凤并称“四凤”。少时崇尚石涛，后常相往来，受益颇深。清朝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石涛死，西唐每岁春扫其墓，至死弗辍”。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友谊很深。晚年时右手残废，以左手作画。

《墨缘》小贴士

1、 初始上手隶书，不必选择个性过强那类的碑帖，比如《张迁碑》、《景君碑》，平和一类的如《乙瑛碑》、《华山碑》，更易于入门。选择个性太强一路的，势必难以驾驭。

2、 临摹时，对于石花斑驳之处，可以视而不见，按照类似的可视的笔画大胆去写，不必拘谨，久而久之，则功力自备。

3、 临摹时，不能计较一笔一画的高度相似，重在整体上谐调，一气呵成。有鉴于此，可以分阶段来完成目标，先一个字一个字地过关，每天掌握一二个字便可，积少成多，最终扩展到通篇。

4、 高翔是“八怪”之一，而其作品并不怪。说他们怪是因为他们讲究个性，与当时流行的馆阁体拉开了距离。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