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大学生阅读书目调查 两国之间读书习惯有何差异?
梅贻琦先生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学必有大师,方才名副其实;大学必“攻”经典,方才基业长青。
作者:萧跃华
资料图 王海欣/摄
萧和参加“阅读之星”小学低年级组比赛,有幸获赠聂震宁先生签名大作《阅读力》(三联书店 2017年5月第2次印刷)。我认真翻了翻,对中美著名大学的图书借阅情况颇感兴趣。
2016年初,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华南理工大学,陆续公布了本校2015年度图书借阅前10种至前20种情况。无独有偶,美国数据库项目“开放课程”也收集了各大学这十五年来超过100万项课程和图书阅读信息,公布了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前10种阅读书目数据。
中美著名大学排名靠前阅读书目如下:
中国5种:《平凡的世界》、《三体》、《盗墓笔记》、《天龙八部》、《明朝那些事儿》(萧按:不知为何未列10种?可能前5种数据比较集中,后5种难分伯仲“宁缺毋滥”吧)。
美国10种:《理想国》、《利维坦》、《君主论》、《文明的冲突》、《风格的要素》、《伦理学》、《科学革命的结构》、《论美国的民主》、《共产党宣言》、《政治学》。
这些数据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前社长、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前总裁,现任韬奋基金会理事长的聂震宁先生之手,当其来有自,权威性、公信力大概是不必置疑的。
我特意查阅中美14所大学所列165种书目(包括排名靠前15种)作者的国籍和生卒年,从中可看出两国大学生的阅读差异。
年代上的差异:读当代的与读古代的。如果用2015年减去作者的出生年,所得数字假设为书籍年龄(萧按:计算不甚严谨,杂志按创刊年、丛书按出版年计算),“中国5种”年龄最长91岁,最小33岁,平均年龄55.6岁;“美国10种”年龄最长2442岁,最小88岁,平均年龄897.7岁,二者的平均年龄相差842.1岁。中国7所大学所列书目的平均年龄为93.6岁,其中最长者为北京大学,平均年龄188.8岁;最小者为武汉大学,平均年龄46.5岁,阅读内容基本以现当代著作为主。美国7所大学所列书目的平均年龄为494.2岁,其中最长者为耶鲁大学,平均年龄901.8岁;最小者为哈佛大学,平均年龄133.5岁,阅读内容基本以古近代著作为主。
地域上的差异:读本国的与读外国的。“中国5种”全部是本国作者,7所大学入选书目总数的本国作者与外国作者数量比为95:41,其中比例最低的武汉大学为10:0,华南理工大学为10:2。“美国10种”中本国作者3位,外国作者7位。7所大学入选书目总数的本国作者与外国作者数量比为70:34,其中比例最低的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均为10:2。从数字上来看,中美阅读地域差异虽仅有六七个百分点,但其背后所隐藏的知识含量、信息含量似有“云泥之别”。
内容上的差异:读流行的与读经典的。中国7所大学的95种书目内容偏重流行消遣类和应试教育类,其中小说有50种,山东大学的前10种书目全是小说,华南理工大学的八成、武汉大学的七成是小说。此外教材有17种,历史政治著作有14种,散文随笔有10种,《常识》、《国富论》等经典著作有4种。美国7所大学的70种书目内容偏重经典名著类和政治经济类,其中公元前八九世纪至十九世纪初的经典著作有28种,《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赫然在列麻省理工学院的榜单;此外小说有2种,教材有12种,历史政治著作有25种,散文随笔有3种。
名利上的差异:得生前的与得身后的。“中国5种”中的作者刘慈欣、南派三叔、当年明月在“中国作家富豪榜”上有名,金庸如果生活在大陆肯定早已捷足先登,路遥如果健在的话他的版税收入也不会太低。可司马迁、李白、杜甫、苏东坡、吴敬梓、曹雪芹等人就没这么幸运了,时运不济、命途多舛,生前落寞、身后流芳几成常态。“美国10种”的作者“名利双收”的好像不多。古希腊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们,其生存环境或许比同时代的中国巨匠们好一些,但也并非“富豪榜”上的诸位大红大紫、大富大贵。文学与官位、财富联系起来不是一件好事情。历史反复证明,流行的东西大都“保鲜期”不长,得生前名易,赢身后名难。“国家不幸诗人幸”(杜甫),“诗穷而后工”(欧阳修),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我不知道美国建国二百四十三年就成为诺贝尔奖的摇篮(占获奖人数的70%)、全球科技创新的中心和世界唯一超级大国,是否与大学讲授经典、大学生爱读经典相关?但我知道经过千百年历史筛选下来的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精神产品--经典著作,超越国家领土、历史时空、民族语言。它是人类知识体系的根基、精神世界的家园、走向未来的起点。一个人如果缺少经典的浸润和浇灌,就很难在喧嚣浮躁、物欲横流的世界站定脚跟。那些在糖衣炮弹和声色犬马面前丢盔弃甲的人,十有八九是不读经典之人。
读书是少数人的事情,读经典更是少数人中的少数,“是一项高贵的练习,需要耗费巨大的气力”(梭罗),冯梦龙、曹雪芹称之曰“攻书”。毛泽东古为今用,对“抗大”学员说:“古人说‘攻’书,我看这个‘攻’字是有大道理的,那就是说把书当敌人看,一字一字去‘攻’。”“抗大”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输送那么多著名将领,“攻”书精神功莫大焉。如今办学条件已今非昔比,但受泛娱乐化的影响,大学里能静下心来教经典、读经典的人似乎越来越少。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先生对此忧心忡忡:我们现在教育的最大问题,就是大家都不读书,老师不读书,学生也不读书;或者说,老师只读教学参考书,学生只读和影视有关的书。钱先生的忧虑并非空穴来风。如果中国著名大学图书馆借阅排行榜多是流行休闲类“浅浏览”、“浅阅读”,缺少经典奠基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如何拔地而起、走向世界?!
梅贻琦先生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学必有大师,方才名副其实;大学必“攻”经典,方才基业长青。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其标配当有爱读经典的校长、爱读经典的大师(老师),他们带着莘莘学子一起读经典。我不知道中国这7所“大学中的大学”在加快“双一流”建设这些年,图书馆借阅书目排行榜有所“老龄化”没有?阅读书目“老龄化”是大学软实力的重要内涵。孙犁1980年3月16日《致铁凝信》说:“我读书,不分中外,总觉得越古--越靠前的越有味道,就像老酒老醋一样。”孙犁的“读书法”,既是作家写出优秀作品的必由之路,也是大学培养优秀人才的必由之路。我们的大学什么时候教授经典、阅读经典蔚成风尚(并非排斥新知识、新技术),校园内洋溢着思想自由、兼容并蓄、淡定从容的学术研究氛围,世界一流大学“俱乐部”的大门就会徐徐向我们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