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霖

书斋中的邓广铭（吴霖摄于1993.11.15）

【上篇】

初冬的雨，竟细细得几若无，仿佛春雨。只是没有春的温暖，有的，是萧瑟。从北大西门进，待骑车至朗润园，不觉头发及衣衫半湿。下午的冷雨中，濛濛中少见行人。此行想见的邓广铭先生，一向是在这个时间步行去历史系取自己的报和信的，来回，约五华里。

书房里的邓先生，名副其实的被书架们包围着。淡黄色的线装书，散发着特有的古色古香。邓先生戴着老花镜，手举着带小电灯的放大镜，在专注地读书。他的书桌，是硬木的，桌面镶嵌着大理石，极具历史感。他坐的椅子，则很现代，是那种黑色的圆背转椅。邓先生直言晚年只关心两件事：一件大事和一件小事。大事是指建设新中国的新文化大业，小事是指自己应做的贡献。

建设新文化，必须继往开来，换言之，若想开来，必先继往。如何做好继往，这就是一个历史学家的天职。时下有一种“新鲜”观点：搞传统文化的人，现在只是一个贫困的问题，而将来，则是生存的问题！邓先生称，倘果如此，岂不是天大的荒唐。但他又不免为现今种种不尽人意的文史哲现状而忧心如焚。

邓先生的书斋，很宁静，但这仅仅是声学意义上的宁静而已。

“风烛残年”、“老牛破车”，是邓先生对自己近况的评价。虽然头脑仍在不停的思索，但写字的手却因发颤，写不成样子了。有时灵感忽然而至，待操笔写来，字不能成行，遂意趣顿挫，掷笔作罢。邓先生的双耳，也渐然失聪了。过去，他最爱看电视里的晚会相声和喜剧小品之类，但现在眼见家人笑得前仰后翻，自己却因听不真切而莫名其妙，未免有些悲哀。所以，但凡热闹场合，他也便少去，以免扫别人的兴。对此种种，邓先生颇有英雄迟暮的感觉，他调侃自己为“半残废”。

事实上，邓先生有许多工作想做，但每天总有不期而至的干扰，譬如，登门造访的不速之客。他笑称，若是在封建社会，或可有书童之类可以挡驾说，老爷不在家等等。若是在西方社会，也有先打电话征询一番的习惯。而他既无书童，也并不庭院深深，虽有电话一部，但总不能要求别人也都有电话吧。况且，别人找你，总是给面子的事。邓氏常常如此宽慰自己。于是，不速之客的登门，总会打断他正在进行的工作。

邓先生现在仍然保持每天有七小时的活动，而晚上九时至午夜十二时，是效率最高的。夜阑人静，他正好伏案攻读或写作。但亦有苦恼，比如突然想查找某种书，也明明知道该书就放在某个书架的某排书籍后面，却由于体力不济，无法将之取出。家人已忙碌了一天，此时俱已进入了梦乡。于是，这时的邓先生．只好望书兴叹了。

《陈亮传》、《辛弃疾传》、《王安石》、《岳飞传》，是邓先生毕生研究宋史的结晶，他现在最想干的，就是将这几部著作彻底改写。其中，他最想改的，是他最早完成的《陈亮传》。那是他三十年代毕业于北大时的论文。

大学四年级时，胡适先生开了一门“传记文学实习”的课，并列了若干人物，供学生们参考，其中就有陈亮。邓先生选择了陈亮，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陈亮传》完成后，被论文指导老师胡适先生评为95分，名列班上第一。邓先生至今还记得论文批语中的第一句就是：“这是一本可读的新传记……”

胡适当时还答应给邓氏写一个序，交由其时最负盛名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然而，终因战争已经迫近，未能如愿。

追今抚昔，邓先生慨叹万分：“胡适先生影响了我的一生。我毕业时，是他把我留校的。从此，除了抗战期间，曾在复旦大学任教3年外，我有58年都是在北大度过的。”

或是因为年高，或是因为惜时，邓先生已宣布：北大以外的活动，均不再参加。这是无奈的决定。过去，他从不在暑假期间出外旅游，哪怕是盛情邀请。他的理由很充分、很天真，也很固执：“全中国最好的地方，是北京；北京最好的地方，是北大；北大最美的地方，是未名湖畔；我已经住在了未名湖畔，为何还要舍近求远呢？！”

邓先生虽然仍“志在千里”，但“老骥伏枥”的客观现实，却是无法改变的。他有些黯然地说：如果真要把那几部书都改写一遍，大约还要活上85年吧。邓先生还云：在“蹈火”之前，大概总要陷在失落感和非分之想的矛盾中了。

告别时，握手再三。楼道里黑，邓先生竟独自走出，为访者按亮了灯。楼外，润物细无声的冬雨，还在飘着。蓦然想起邓先生书斋里挂着的一双竹刻对联：“雨过琴书润，风来翰墨香”。路上，行人很少。朗润园，静极。时，已黄昏了。

【下篇】

邓先生晚年回忆，在“治学道路和涉世行己等方面”，傅斯年、胡适、陈寅恪三位先生给予他的教益是最为深切的。 三位恩师中，又以傅斯年为最。

邓广铭晚年有两篇悼念傅斯年的署名文章：一是《回忆我的老师傅斯年先生》，时间约在1991年，文后注明系根据谈话记录整理，载于傅斯年故里聊城师院所编《傅斯年》一书。另一是《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见刊1996年11月《台大历史学报》。倘不对读，容易误会作者是“一鸡两吃”。对读之后，会发现是两篇文章，内容多有不同，细节互有取舍。

关于1951年听闻傅斯年在台湾遽然离世，前文写得朦胧，只是说“有说不出的悲痛”，后文则写得仔细：听到消息，“顾不得我应与他划清界限的大道理，不禁在家中失声恸哭起来。” 几天后，接到蛰居岭南的另一位恩师陈寅恪《读〈霜红龛集·望海诗〉感题其后》诗，惜两文均未录陈诗内容。经检索，录诗如右，陈寅恪诗云：“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余海外王。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邓广铭心里明白，陈诗是借彼傅（青主）“曲笔”以悼此傅（斯年），但偷偷看看即已罢了，哪里还敢因此回应？！

1991年《回忆我的老师傅斯年先生》文中，披露一事：“胡（适）夫人江冬秀的一个堂弟由美国回国，顺便取道台湾看望适之先生夫妇，见到了傅先生。傅先生对他说：‘我在北京有些书没运出来，你回去告诉邓广铭，这些书全部送给他。’江先生回国后，不敢说曾去过台湾，当然也不敢说这件事。后来他私下告诉了我，我说；‘我怎么敢要他的书呢？他的书只能由科学院没收或如何处理。’”

读书人赠书读书人，始终是令人感怀的事。何况赠书人还是自己的恩师？！但这个堂弟是谁？当年从台湾刚回大陆不敢说完全可以理解，未及时向邓广铭转告傅斯年的口信也情有可原。但江先生究竟是过了多久、是具体在哪一个年代才将口信“私下”转达给了邓先生？文章未说，但细究起来，也未尝不是一个举轻若重的微末细节。

在1996年《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一文中，邓先生也提到赠书一事，并披露了“江先生”的身份：“从1946年以后，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我与傅先生虽未再相见，但在他担任了台湾大学校长之后，北大的数学系教授江泽涵先生由美返国、绕道台湾探亲时，傅先生还托他传话给我，说要把他遗留在北平的书籍全部赠送与我(此乃因傅先生眛于大陆情况之故，当时他已成一个被声讨的人物，其遗存物只应被公家没收，他本人已无权提出处理意见了)，可见，他对我还在念念不忘之中。” 此文与前文比，一是披露了传话人是江泽涵先生，二仍未涉及江先生传话的具体时间。两文对江泽涵的回国路线，均以“由美返国”论，误。江泽涵去台湾的目的，后文含蓄的写“探亲”，没错。前文中说去台湾看望“适之先生夫妇”，则是有误差的。其实，江泽涵是从瑞士回国，经香港去台湾、又从香港辗转返回已经解放了的北京的。胡适时在美国。

江泽涵（1902—1994）为江冬秀堂弟，1919年被堂姐夫胡适带到北平。后专攻数学，1930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回国后长期任教于北大数学系。1946年，任复员后的北大理学院代理院长和数学系主任，1947年原定赴美国普林斯顿进修，后听陈省身建议，临时改为去瑞士苏黎世国立高工数学研究所学拓扑学。1949年5月回国，经伦敦时，意外收到胡适从美发来的电报，电文是：“Go to Taiwan(到台湾去）”。江泽涵到香港后买了5日往返机票去了台湾。见到了江冬秀，并住其家。

江泽涵晚年回忆，当时傅斯年有意挽留他去中央研究院：“一天在冬秀家的客厅里，冬秀、钱（思亮）、傅（斯年）和我闲聊时，傅说：‘胡太太，我们把泽涵扣留在台北好不好?’冬秀大怒说：‘泽涵的老婆儿子都在北京，他又是北大的数学系主任，他怎能不回去？’因为冬秀的性情固执，且常争闹无休止，傅立刻后退说，他说的是玩笑话。临行上飞机的早晨，傅也来到冬秀家门口送别。傅对我说：‘我们难再见了，我这样的身体是活不久的。’冬秀则泣不成声，已预兆也不能再会见了。”

傅斯年夫人俞大綵回忆：“我们住台大校长宿舍，同住的有胡（适）太太、钱思亮夫妇及三位公子、侄儿（傅）乐成、那（廉君）秘书，还有跟随我们十余年、照顾（傅）仁轨的龙老太太，十余口人共度极清苦的生活。”

江泽涵当年8月8日回到了北平，重回北大。关于绕道台湾一事，始终未向外人披露。傅斯年托他带给邓广铭的口信，以我推测，最有可能的时间节点是1951年在听到傅斯年去世消息后，才偷偷告诉邓先生的。但也就是草草一说，以完成故人之托，既不能细说，也不敢细说。要不然，邓广铭也不至于一九九零年代著文时尚不知江泽涵访台时胡适并不在台湾、以及江氏并非从美国归国等细节。

历史的繁细碎屑，对大多数人来说，或如灰尘。但对另一些人来说，也可能是有趣的，比如，当年我拜访的北大老先生们在燕园的住址和电话。如今，先生们皆已驾鹤归去多年，昔日的电话号码乃至住址——曾经应刻意保护的小小隐私，现在也成为我对那年那时、那人那地，以及那事的悠悠怀想。此处，还是抄一抄我当年的备忘笔记：邓广铭先生住朗润园十公寓206室，电话：2502672。季镇淮先生住朗润园十二公寓105室，电话：2502671。闻家驷先生住朗润园十三公寓203室，电话：2502654。吴组缃住朗润园九公寓，电话：2502586。住在燕南园六十二号的林庚先生，电话是2502537......

1993年11月15日那一天，邓先生没有按惯例去历史系取报，我在日记中记载：“一天雨濛濛。下午三时采访邓广铭先生。”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