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北晚”,一个邮政人的初心
我是1980年10月进入邮政部门工作的,一开始是在呼家楼邮电局当投递员。那年正是《北京晚报》的复刊之年,记得每天下午投递邮件前,作为职场新人的我,要跟师傅们一起零售《北京晚报》,每份两分钱。记得第一次我带着五十份报纸,骑上自行车来到东大桥路口东北角的109路无轨电车总站,那天的天气非常好,不到四十分钟报纸就售完了。整理好报款,填好缴款单,全额上缴会计。后来我才知道,是师傅特意安排我去便于零售的最佳地点售卖报纸的。
张永春
资料图 摄:张风
不久后,我就遇到一件棘手的事。1980年12月初的一天,北京突降大雪,同样的地点,没有了昔日的人来人往,直到下午四点,带出来的五十份报纸仍有二十份没有售出。顾不上戴棉手套,心里也着急起来:报纸砸在我手里,面子上说不过去,况且还有投递邮件的工作需要完成呢!就在犯难的时候,老班长来到我身旁:“投递邮件最重要,你先回局里吧。”他拿起剩下的报纸,到别的地方去售卖了。
那时,邮政职工对待邮件报刊投递质量和零售报刊款清缴的认真劲儿,是骨子里头就有的,纵然邮政投递工作很辛苦,但年轻的我根本没觉着累。
为扩大《北京晚报》的发行量,北京邮政除零售外还增加了订阅。虽然每个月六毛钱,但投递员需要挨门挨户上门收取报费,既没有摊派任务,也没有停休,完全靠自觉。
靠着师傅们的传帮带,加上自己的勤奋工作,我开始独自上门收报费。那时收报费多使用“报费券”,不同颜色的“报费券”代表不同种类的报纸,在左侧写明订户的详细地址及姓名,右侧有十二个小条代表十二个月,由订户选择缴费周期。由于我负责投递的道段上住宅楼房和平房院落多,我把《北京晚报》当成收订重点,白天抓紧时间投递,下班后开展收订,此时居民家中都有人了,收订工作“不落空”。记得1981年和1982年年终大收订的时候,收报费要弄到晚上快十一点,连饭都顾不上吃,一门心思想早点收完报费,为下一步集中抄登“报路子”(投递顺序表)做准备。正是因为做到上门取费不见订户不放过、用户不在报费券上签字确认不放过、用户不说明退因不放过的“三不放过”,我的“报路子”数字改动极少。
完成报纸取费工作,只是做到了报纸订阅的“订”,如何让订户实现“阅”呢?这就要靠投递员日复一日的“送报”了。当时《北京晚报》一天只有四版,两份或四份一叠,一捆报纸多是一千份。为确保投递质量,我们采取“先点数、后抽套”的做法完成投递前的准备工作,每个人都练就了手握报纸如同手蹑“棉花”的绝活儿。
完成集体“过大数”和“分发入段”,个人完成“过细数”、“大户打捆”和“零户抽报”作业,我还特意把报纸叠成四折,便于快速插箱--那时楼房的信报箱开口小,投放报纸时极易破损。过硬的“基本功”,使得内部处理多在三十分钟左右完成,为外部投递赢得了更多时间。
投递工作看似简单,实则艰苦。那时我投递的区域都是小路,十分颠簸。一逢雨天,雨衣里一身汗,雨衣外一身泥;雪天投递更难了,外出时要自带一把改锥,为的是清除自行车挡泥板上的泥块和冰坨子,同时还要时刻小心,以防滑倒。
雨雪天气固然可怕,但最怕的是报纸“放风筝”。那时北京冬春风沙大,有时连续多日刮大风。一次在送到最后两幢楼房的时候,由于自行车没有“靠牢”,大风将自行车刮倒了,报兜里的报纸随即飞上了天。报纸钩不下来,我的眼泪快要出来了。当时因大喊“报纸”,把两幢楼的订户叫出来了,大家目睹报纸刮飞,很无奈,我只好跟大家说好话,大家也劝我别着急:“明天再给送来吧。”大家越是这么说,我心里越不落忍,赶快回局里报告情况。老班长和两位师傅赶紧帮我到报摊“敛报纸”,又跟着我把这两幢楼的报纸送完。
每每回忆往事,我很感激我的老班长和师傅们,感谢我服务过的“上帝”。
如今,人们通过网络足不出户就能订阅报刊了,本市出版的日报“当日订次日送”,报刊发行实现了全流程网络化处理,《北京晚报》的上市时间大大提前。一代代邮政人的初心和使命也从未改变:邮政投递人员和报刊零售人员为满足首都市民的文化需求,无论寒冬酷暑,仍默默地服务于京城百姓,为人民群众送上精神大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