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北京市需要安置的待业青年有22万人之多。如何安置这么多年轻人就业，不单是解决这些人有活干挣钱吃饭养家，而且还涉及到社会安定的政治问题。为此，《北京日报》内参部以“关于安置待业青年的情况和问题反映”为副题，一连采写刊发了四篇内参，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广开就业门路、安置等待就业青年遇到的种种关卡，其中重要的是旧有政策的限制和长期以来形成的“左”的思想的束缚。

我采写的《以安置待业青年为主的“群力”客运三轮站已被迫停业两个半月》内参，主要反映由东城区建国门街道劳动服务公司组织待业青年搞的“群力”客运三轮服务站，从1980年10月运营，到1981年1月26日第三次停业的经过。十几名青年对此意见很大。内参刊出没几天，时任北京日报总编辑的徐惟诚把我叫到办公室，交待我将内参改成“采访札记”，准备公开见报，他同时说：“札记以事实为主，我写一篇评论员文章，从思想认识上讲讲道理。”

1981年5月6日，徐惟诚撰写的署名“本报评论员”文章《为集体和个体经营的商业服务业开路》，刊发在《北京日报》一版右上过去登载毛主席语录的报眼处，署名“本报记者李守仲”的采访札记《“群力”客运三轮站为何停业？》刊发在评论员文章的下面。评论标题中的“开路”一词，很有冲击力。文章从北京的很多人没事干和很多事没人干的“两难”说起，然后笔锋一转，直奔“开路”首先要解决的思想问题，“什么东西在作怪呢？”“‘左’的思想影响。”

没过几天，商业服务业的一些单位领导和通讯员不断打来电话，称赞这组报道，说机关报带头批判经济领域中“左”的思想，确实为发展个体经济“开了路”。有了职业、得到安置的待业青年写信给报社，说是《北京日报》打开了他们的思路，端上“泥饭碗”也是门路。

当时的国务院领导对这四期内参也作了批示：“送田纪云同志（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在讨论北京市发展服务行业问题时，印发会议解决。”4月28日，中央领导批示和四期内参影印件转到北京市。市领导连日召开会议，收集情况和问题，研究解决办法。

上面推动，下面引导，上下一起“开路”，首都北京乃至全国的广大待业青年的就业门路越来越广，越来越多。

（据《北京社区报》 李守仲/文）

来源：北京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