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振鹤

《藏书不乐》《中人白话》《行不由径》 周振鹤著 东方出版社

低价淘到宝贝

作为一名藏书人，我不但对书感兴趣，对手稿、档案、文书也很感兴趣。即对书而言，我也不是只对线装书感兴趣，对平装书、外文书也都感兴趣。对于稀缺的，尤其是孤本，当然更有兴趣。

然而由于我生得晚，等到知道什么书是珍稀又有用时，书已经没有了，或者已经到了拍卖会上，那就不是我买得起的了。尽管我也参与竞拍过几次，但买的都是有钱的藏家看不上的东西，譬如西方传教士的作品。

不过，低价买到好书的经验我也是有的。

譬如因为十年动荡，不少人家书都被查抄了。上海后来发还被抄书籍，曾被抄家者就到大场镇一个仓库去找，当然不可能发还原书了，只能被抄一本发还一本。有个人家就专门挑最厚的精装本拿。这些精装本基本上都是中外对照辞典，有的很稀见。但对这个人家而言，这些书又没有什么用，最后就干脆卖给我了。

另外也还有一两次类似的机会，我是买到了一批罕见的近代报刊，再有一次是买了不少晚清的翻译小说。

我在上海文庙还碰到过有人拿一麻袋书在卖，我一向不愿意“轧闹忙”（上海话凑热闹的意思），随手捡了一本民国藏书家周越然的《书书书》初版，不过五角钱，但这是小儿科式检捡漏。

细想之下，我捡到最大的漏是买到一小批晚清的报纸杂志。其中有一份《圣教新报》是1895年创办的，用当时的上海话写的。这份报纸从未见过著录，至今仍是独一份。而且当时出版的“报”，多半是今天的杂志形式，是一本一本的，而此报却是一张一张的，极不便保存，而竟能一下子买到几十张，值得一世炫耀。

不过在我看来，但凡有过几十年买书经历的人，这种运气总会碰上一两次，不稀奇。其实我错过的更多，比如中国近代思想家王韬的友朋来信，词学大师龙榆生的友朋来信，都因索价太高而放弃。

卖家奇货可居，赌气也没辙

我的研究方向是历史地理，也兼研究历史与语言接触。因此我买书的重点是近代文献，因为近代文献不受人待见，而恰恰许多文献其实都很珍稀。

你看研究语言接触的人有知道《英话精考》这本书的没有？过去甚至连唐廷枢这么有名的洋务买办（近代史上帮助西方与中国进行双边贸易的中国商人）所著的《英语集全》都很少人知道（唐廷枢研究专家也不知道），更不用说什么《英字指南》一类线装书了。

等我收集了近代五种早期的线装英语教材后，拍卖场上又出现了美华书馆印刷的《英话精考》一书，我只得参与竞拍。价钱当然不菲，但这种书似乎很难出现第二本了，再贵也得买。

地图当然也搜集，但至今没有收到什么孤本。值得一提的是与地图有关的一本书。这本书是在福建一家旧书店买的，非常贵。如果在其他地方买不会这么贵，因为不过是商务印书馆在20世纪初印行的一本线装书。但是这本书从来没有人提及，而这恰恰是历史地理学史应该提及的一本书。

中国近代化的历史地图集是日本人先做出来的，过去只有晚清地理学家杨守敬所编的《历代舆地图》算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历史地图集，但该地图是根据传统的计里画方的画法，不合现代要求。

19世纪末日本人首先以现代地图为底图出版了《支那疆域沿革图》。20世纪初，中国舆地学会将此图翻印出版，称得上是中国最早的现代性质的历史地图集。

日本的原图集出版有一册图说，这本图说据说也在中国出版了，但从来所知的只是该图说的平装本，不知有更早的一册线装本。这本线装本是商务早期的出版物，从来不见著录（附带说一句，商务早期史模糊处甚多，值得研究），也从未有人提起。

我偶尔碰到此书，卖家当然不知其背后的故事，但他清楚，我对其四壁满满的旧书毫无兴趣，却对地上箱子里这本书情有独钟，自然要索取高价了。我也自知这一刀逃不过，只能乖乖付钱走人。

其实这也是许多买书人比较恼火的，有时碰到不懂行的卖家，以为他的书是如何的稀见，其实稀松平常，只不过你正好需要这本书，他就奇货可居起来。

这时你因为懂行，认为这个书不值这个价，赌气不买。但后来却后悔了，因为这本书再也不出现了。所以买书有时也不能赌气，你再懂行又如何？毕竟书在他手里呢！

买书吃些亏也很正常，不过好在买书不是买古董。假古董一文不值，但完全的假书却没有，只有将后代的书冒充前代的书，比如将明板充作宋元版之类，但书无论如何还是一本真书。我因财力不逮，从来不会妄求价格高昂的珍本，也就上不了这种当。当然现在也有人用影印的方式印一些线装假书，那谁都看得出，不言自明。

在我看来，不少藏书家据以为傲的珍稀版本，很少是独一份的。即使你的刻本再珍贵，在公藏已有几份的情况下，其稀有性也就打折了。恐怕只有个别人手中的敦煌、黑水城遗书或许才真的算是珍品。

淘好书的好地方

看到这里，大家一定也发现我并没有什么贵重珍稀的古籍版本。收藏家手中的明清珍本，我基本上没有，即便有一两部我也早拿去添补购房款了。

当然，若说完全没有也有些过谦，总有几部吧，只是我自己也不怎么看重。看重的倒是如墨海书馆所刻《代微积拾级》这种，就算你拿康熙软体字刻本来换我也不肯的。

淘书久了，我愈发觉得想买到好书还有一点很要紧，就是要舍得花时间多跑路。在我的《藏书不乐》这本书中，我就记录了不少淘书的经历。

天津过去也是有好书的，因为有几所大学在那里。我去天津的机会更少，但只要有机会就要去，而每次去都没空过手。

过去的天津三宫，满满的地摊，有的是书。而比较好的书在“正殿及两廊”里。我在那里买到过线装的张德彛的《英文话规》（讲英语语法的），后来才知道这是根据手稿影写出版的，很少见。

我还买到过不少西文书，如18世纪瑞典出的《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后来我的一个学生将其翻译出版了。书是原北洋大学所藏，可见公藏机构的书是多么不安全，不知什么时候珍本就流落街头了。

国内的书市，最好的当属京城的潘家园。但我所说的并不是现在的潘家园，而是刚开始设摊时的潘家园。那时地上还坑坑洼洼，地摊还杂乱无序。等到造起崇楼危屋，规划整齐可观时，书就没有了。

不过北京终归是中国文化中心，灯市口、隆福寺、邃雅斋、海淀这几个门市部的师傅我都比较熟，好书也多。但北京终究是不能常去，我只靠每年出差去过几回而已，但只这几回有时就能碰上好书。当然，大量的好书都让京城的儒雅之士捷足先登了，我也只能捡人家不要的边角料。

因此我每次能在北京买到近代的、无人重视的西学新学书刊就很满意了。同文馆聚珍版的书倒遇到了几种，如卷帙最大的《法国律例》就是在灯市东口买的。在隆福寺遇到的最好的书是《益闻录》，从创刊号起，到终刊一整套。

上海的文庙也还不错，但也只在80年代初，当时来复旦的日本留学生内田庆市就买到过许多好书，真的是捆载而去。现在则不去亦可，无书可买了。

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外国的旧书市场。在日本的、欧洲的书市都碰得到好书。日本的旧书市我较熟悉，东京的、大阪京都的书市我都买到过好书。他们有一年两度的大书市，有每月一次的常规小书市。形形色色，书迷总归可以买到想要的书。

周振鹤先生与他的藏书

买书，我遵循“三不”原则

在《藏书不乐》中，我曾提到过买书要“不论版本、不问品相、不求全帙”（“三不”），这主要是对近代文献而言。

近代文献数量极大，但因为国人藏书向来唯古是求，百宋千元才是藏书家的标准。即不能达到这个水平，模仿一下，多藏一点明版本与清初本子总归是值得炫耀的，而近代出版的书籍在传统藏书家眼里就无版本可言了。这种书因不受重视，品相往往是差的，甚至有了上册无下册。

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想要按传统的观念来收藏，那就什么标准都够不上了。所以我才说到这个“三不”。有了这个“三不”标准，你才能买到书，否则在目前什么书都缺的情况下，就什么都买不到了。

你若问我买书最重要的标准是什么，那就是稀缺性。只要是稀缺的，就优先考虑，而后才是版本、全帙与品相。

旧书买来后我不会修复，但我太太会修复。她专门学过，会修复线装书，洋装书也会修。有时候书买来时品相并不算差，放在书架上被虫蛀了，受潮了，也要修。但修书是很累人的事，最近我太太也罢工不修了。所以许多书就只好保持原样，甚至慢慢变得更差。

书藏多了，有时候也是一种烦恼。我过去没有想过要处理，还专门买了一套房子来装书。但现在上了年纪，必须处理了，于是捐了一部分到我父亲的老家无锡去，一小部分给了我们研究所。以后当然还要继续捐。但还会留下一部分不捐的，也是我自己比较看重的近代文献。

我担心捐了以后就散佚了。因为我们图书馆没有为学者建立专门文库的先例，捐了以后就混同于其他书刊，过一段时间或许就会出现在地摊上，这就可惜了。

我也会关注其他学者关于藏书的著作，但这样的著作不多。我最欣赏的是郑振铎与阿英的有关著述。郑先生是真正懂书、爱书的。地上掉一张纸片，他都要捡起来看是否有用。他也重视书目，甚至营业书目。这才是完美无缺的收藏家。

另外一位值得尊敬的藏书家是阿英。他独具慧眼，许多近代书刊因为他的眼光才得以保留下来。

可惜这样的藏书家太少太少，一般人只懂得步前人的后尘，以炫富的心态来藏书。即使你藏的书十分珍稀，在国内有四五种甚至两三种复本，那也不如郑、钱两位所收藏的那些个“唯一”更有价值。

（原标题：买书于我是一种病且无药可医）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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