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段国庆

许本祯  来源：段国庆提供

那一年，是1937年底。到了工地后，许本祯经常听管挖路质量的人讲，日本人来侵略我们，我们的上海、南京被他们占了，我们现在挖这条路要挖到缅甸，去拉炮弹、子弹来打日本人。就这样，大伙儿都知道了要挖的这条路叫滇缅公路。

许本祯是保山市腾冲县人，他生动地描绘了当年时热火朝天的场面：“当时挖土方是没有机械的，完全用人挖，当时那个修路啊，就像接龙一样，各个民族都有，汉族、傈僳族、 景颇族……还有些裹了小脚的女人，背了小孩子的，都来了。那个路上，不是战场也像战场：爆炸声、坍塌声、哭声、叫声……”

在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上，每个小人物总是不经意间，扮演了其中一个角色。许本祯就是如此，这位当年参与修建滇緬公路的农村娃，在修完路后加入了抗日军队，还考上了黄埔军校，后来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远征军第11集团军第6军，并参加了滇西大反攻，1945年日军投降后，他复员回到腾冲老家。

类似许本祯这样的筑路民夫还有很多。他们默默地奉献；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祈求每天日落能安全回到毯笆棚；他们盼望工期完成能平安回家；他们披荆斩棘，不畏艰险，用自己的双手抠出了这条血线；他们中的一些人，永远地留在了工地上……

1938年8月底，经过九个月的艰苦奋斗，滇缅公路终于提前竣工通车。整个工程共完成土方1100多万立万米，石方110万立方米，大、中、小桥梁243座，涵洞1789个和部分路面工程。这条公路被誉为“抗战输血管”，从物资上给抗战巨大的支持。据统计，缜缅公路货运量1939年为27980吨，1940年为61934吨，1941年为132193吨。

今年是滇缅公路竣工通车80周年，在这特殊的日子，本期的“品读”刊发一组对当年筑路民夫的采访报道，以纪念这些默默无闻的抗战参与者。

1　修路工中，“小孩”真不少

中国的大江大河多是东西走向，但横断山脉却是一个异端，南北走向的横断山，切断了东西的交通，也切断了文化的交流融合。而在大山褶皱中生活的各民族，形成了多元的民族文化，这种文化的张力，通过唯一与外界联系的茶马古道传播到世界各地。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形成了一条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民抗战在中华大地打响。

鉴于持久抗战的考虑和战事的需要，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向国民政府提出修筑滇缅公路的构想，并获得批准。当年10月间，一支测量队伍来到了地处横断山脉的高黎贡山，开始了修路的前期测绘工作。大山里来了测量队，有人跟着去看热闹，看着测量队员背着背囊，手里拿着盘盘，扛着拉开了能站着的架架，跌跌撞撞地在山中艰难工作，很多人不理解，冲着测量队取笑逗趣：“你们连人都走不了，还想走车？”

国内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缪云台则作为特使代表中国政府与英国政府代表在缅甸仰光谈判，双方约定：以一年为期，各自把公路修到中国的畹町连接。

时隔不久，当地的保长敲着铓锣挨家挨户地动员：“日本人打来了！国家要修路，每家都要出一个劳力。”一时间，“日本人打来了，国家要修路”成了交通极度闭塞的滇西人劳作之余和茶余饭后最重要的话题。

修路这事说干就干。从四乡八里汇拢在一起的民工，带着粮食，背着毡毯，拿着工具，住进了工地附近的简陋工棚--毯笆棚。每天按领工的要求，在两边插着或竹片、或木头、或细树枝为标记的地方开始了挖路。由于战事紧迫，工期紧张，很多地方是边测量边施工。当年只有6岁的的苏李高，就跟着父亲紧随着“瞄路”（测量）队伍砍树蓬。

苏李高  来源：段国庆提供

苏李高是保山市施甸县万兴乡人，听说父亲要出门做工，软磨硬泡要跟着去，父亲说去做工太辛苦，还要照顾他，太累了，叫他不要去，但他还是哭着喊着要去。父亲没有办法，只有把他带去。从家到工地的路上，难走的地方和陡坡，他都是由父亲背着过去的。他父亲所做的工作就是跟在测量队伍的后面砍树蓬，测量队员把线路勘测好，用木头、细树枝、竹片做好标记，民工就去把标记内的树蓬砍掉，遇到大树还要把树根都刨出来。这段儿时的记忆，深深地刻印在苏李高的脑海中。

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人烟稀少，很多青壮年都上了前线或支前，修路的重任大多落在了妇女、儿童身上。当年参加挖路的妇女大都已去世，只有当年的儿童还仍然有健在者。保山市施甸县万兴乡苏玉光在修路时只有8岁，他至今还记得当年受到其他人照顾的情景。他说：“挖路你挖得多少不管啦，那时监工也认得小呢要照顾呢。也不知道是去干什么，就说克（去）挖路，挖路；工钱不有，就是派工啦。”

保山市施甸县甸阳镇当年12岁的蒋发伦，由13岁的孃孃“带”着去挖路，吃住在一起，同去的小伙伴还笑话他挨大姑娘睡在一起。蒋发伦是挖路次数最多的人，共5次。蒋发伦回忆说：“记得第一次是施甸县境内的‘太子寺’；第二次是施甸县境内的‘莽林寨’；第三次是龙陵县境内的‘罕栏’； 第四次是龙陵县境内松山脚下‘大垭口’；第五次是到‘帕底’，现在德宏州的芒市铺‘弹盖石’（鹅卵石）。最辛苦呢就是在‘罕栏’，那个地方在江边，路不好修，天气又热，晚上也睡不好。”

“罕栏”在怒江以西，是指过了惠通桥到龙陵县腊勐乡的那一段，几乎全是岩石。滇缅公路最著名的“老虎嘴”就在这里，完全是从岩石中“抠”出来的路。

杨兴科夫妇  来源：段国庆提供

2　一个“半开”，修完路也没舍得用

保山市施甸县由旺镇的杨玉梅和丈夫杨兴科，是目前健在的修筑滇缅公路的一对夫妻。当年的杨玉梅12岁，因为父亲挖路时染病回家，不久就病故了，但每家要出一个工的规定不能变，杨玉梅就到工地去敲石头。杨兴科当年16岁，是挖路民工中年龄比较大的，但“打炮眼”之类的“大力气活”还轮不到他，他在的工地是最难挖的“罕栏”，在岩石上作业，负责清理爆破下来的石头，把松动的石头撬下来，工作很危险。他回忆说：“那个风吹来就把锣锅都吹下江去，铺盖也没得盖，盖个毯子，拿点粮食去么都不好煮着吃，那个时候我力气还不太大……苦呢，苦呢。”

因地质坚硬，很多因事故或生病死亡的民工难以就地掩埋，都是抛入深沟，或扔下怒江，现在说来，仍倍感凄凉。面对疾病，杨兴科说道：“到那里去找医生？病了么找点小单方，吃着么吃，吃不着么就死。死了么就丢下去，水淌下去（到）江里……”

保山市施甸县仁和镇的甫四光，10岁丧父，11岁丧母，跟着叔叔、大哥生活，日子很是艰难。修筑时，只有12岁的他也成了筑路队伍中的一员。他说：“自己走路，带着行李，粮食也是自己挑着，我们的住处是自己修盖的草棚，不管天晴还是下雨，休息里都是在草棚里。”

“翻毛路，就是把要挖的路面上的树枝清理，把树根刨出来，然后挖毛路，等到毛路完成了以后再挖石头，大的石头要几个人抬，用大捶敲挖出来的石头，敲了以后码起来，要把毛路挖出来的石头敲完， 敲成公分石，规范地堆好，等验收委员来验收， 验收委员说‘可以啦’， 就把公分石铺在路上， 用大碾子来回碾压。”当年12岁的朱凤儒是保山市施甸县甸阳镇人，他清楚地记得公路施工的工艺流程。朱凤儒还记得，他去挖路时，母亲把一个“半开”缝在他的衣服里，叫他挖路时买点东西吃，但他舍不得用，工期完成回家那个“半开”还交到母亲手中，母亲心痛他，泪流满面的场景。

“半开”是近代云南、贵州、四川、广西部分地区民间对云南铸造的每枚重库平（旧制重量单位）3钱6分的小银元的称谓，以其抵通用银元的半元而得名。在那个年代，有“半开”的民夫还是少数。施甸县仁和镇的杨显斗，现居住在德宏州龙川县，修路时他16岁，他还记得吃的饭、菜都是各家带着米、菜，几个人拼起一锅煮着吃，工钱则是没有的。“锄头、粪箕是自己带着……从施甸仁和桥到工地‘李山头’、‘洋芋坪’都是要走一天，就是时间到了就出工，有一个专门敲锣的人来告知出工、收工的时间。”杨显斗介绍说。

保山市施甸县万兴乡的张得应当年14岁，我们找到他时，他已经不能说话，但能听明白我们的意思。老人拼命比划着，想要表达清楚。善良的老人，眼睛几乎看不见了，还摸索着用玉米棒子生火为我们烧开水。孩子们有的外出打工，有的出去干活，老人一个人在家里，午饭就是自己摸索着把前一天晚上的剩饭热一热，晚饭要等干活的孩子回来做。

每家出一个劳力是当时的规定，但也有有钱人家不愿意出人去做这个艰苦的工作，并出钱请人顶替，这样就有了“顶工”的存在。保山市施甸县甸阳镇的杨从益，11岁时完成了自己家的名额，还替人顶了几次工，挣点“辛苦钱”。他说：“就是太阳落收工，太阳出出工，住也就是住点毯笆棚，下雨么就是漏雨……帮人家顶着，就是说我家派人啦，你家也派着，他家也派着，对方付给我家点辛苦钱。工期完成以后我回来了，但有几个老倌倌（老人）回来以后就去世啦。”

滇缅弯大、坡陡是出了名的。挖路民工口中的“马蹄”弯，技术术语叫"U"形弯道。很多民工不明白，明明几大纵就能从上一层公路跳到下一层非要跑出去老远转个弯折回来。他们不知道，那样的落差走直线是完全不可能的。但在这样的条件下修路，一旦塌方就是很危险的事。施甸县摆榔乡彝族人李洪顺当年15岁，他亲眼目睹了一场塌方惨剧。李洪顺回忆说：“天不亮就要出去挖，回来吃早饭时，已经太阳都中高啦。人们在那个山岩边挖路，突然塌下来，捂死了好些呢，损失大呢。”

由于滇缅公路施工环境险恶、生活条件艰苦，医疗设施简陋等诸多原因，在筑路中因事故，疾病等原因死难的民工及工程技术人员有3000多人，几乎每位参加修路的民工都目睹过身边一起修路的人因各种原因死去。

我们也到外地寻访过健在的筑路民夫。湖南省益阳市资阳区南门囗，一座低矮的平房里，住着一位云南籍的95岁，名叫吴凤莲，她是随湖南益阳抗战老兵卜云于1947年来到现居地的。吴凤莲乡音未改，与她说云南话她泪流满面，思乡之情溢于言表。吴老家住保山市蒲瓢东门口黄土坡，有一双大脚，而她的三个姐姐都是小脚。修路那年，她只有15岁，父亲带着她去，顶个劳力，是我采访过的筑路民工中两位女性之一。吴老1941年由父亲作主嫁给了云南省保山蒲瓢兵站的卜云，在兵站还帮士兵们煮饭、缝补浆洗，滇西反攻时帮助护理伤员。抗战胜利后兵站撤销，卜云带着吴老回到家乡生活，1986年丈夫逝世，吴老一个人生活至今。她最大的愿望是回云南老家看看，吃家乡菜，去父母的坟上烧烧纸。

蒋发伦  来源：段国庆提供

3　20多万民夫，人均挖了上百方土

松山，位于云南省龙陵县腊勐乡，因满山松林茂密而得名。

遥望东方起伏的山峦，在山腰上，一条细细的白线，宛如丝绸缠绕山间……这一条“线”，有人说它是中国抗战运输的大动脉，有人说它是抗战的输血管，有人说它是血路、血线，它就是在中华民族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卫国战争中与外界联系的运输生命线--滇缅公路。

这条路从中国云南昆明到缅甸腊戌，全长1153公里。其国内段东起昆明，西至边陲畹町出国，全长959公里。而其中从昆明到下关的411公里，是在原“滇西公路”的基础上改造，主持改造这一段工程的总工程师是李炽昌。从下关到畹町的548公里，则穿过了世界上最崎岖的高黎贡山，跨越了世界上最湍急的澜沧江、怒江，却保持着平均以每天2公里的修筑速度向前延伸，创造了世界工程史上的奇迹。主持抢修这一段工程的总工程师是云南巍山人、云南籍第一代高级土木工程师段纬。他踏遍了公路沿线的每一处，指挥着一支二十余万的筑路大军，逢山开道、遇水架桥。

1938年12月30日，云南省政府发布由省主席龙云签署的训令：“令公路总局，保山县政府会办杨文清……兹为后人明了，永垂不朽起见，应于大理至芒市一段，择一适当地点，于路旁设立碑记一座，将修筑年月及所用民工款项等等详为记载，以誌不忘……”相传松山脚下有一座纪念碑，毁于战火。

作家萧乾的笔下，滇缅公路是“血肉筑成的公路”，文章中称筑路民工是“罗汉”，“密如蚂蚁的筑路罗汉们，小辫、秃顶、草笠、包巾，捧着水烟筒的，盘腿捉虱的，老到七八十，小到六七岁，没牙的老妪，花裤脚的闺女，小罗汉赤了小脚板滴着汗粒，吃力地抱了只簸箕往国防大道上添土……他们才是抗日战争的脊梁骨，历史的栋梁。”萧乾先生曾这样评价滇缅公路：“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条公路同一个民族的命运如此息息相关的了。”“当沿海半壁山河沦陷之后，敌人以为这下可以掐断我们的喉咙。那时，滇缅公路就是我国对外联络的唯一通道。滇缅公路不仅仅是一条公路，它是咱们的命根子。”

苏玉光  来源：段国庆提供

滇缅公路的开通，对中国的持久抗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华民族抗战的生命线。当年20余万筑路大军，如今己寥寥无几，当年的懵懂少年，今天已是耄耋老人。

人们可以不关心历史，但确是生活在历史的影子当中。我们纪念滇缅公路通车80周年，把视角对准当年的筑路民工，其实是历史的延伸。我们采访的筑路民工，当年最小的6岁，最大的16岁，他们的回忆，让我们仿佛置身于筑路大军之中。当年6岁的苏李高讲述了边测量，边施工；当年12岁的朱凤儒讲述了筑路的工艺流程；当年16岁的杨显斗讲述了施工的作息时间；当年15岁的许本祯讲述了筑路工地热火朝天的场景；当年15岁的李洪顺讲述施工中的灾难；当年16岁的杨兴科讲述了筑路民工面对病魔的悲伤和无奈；当年11岁的杨从益，完成了自家的任务后还去“顶”了几次工，挣点辛苦钱……这一桩桩、一件件历史的记忆，哪一桩、哪一件不是那样的鲜活？历史从未离我们远去！举手投足之间，就与我们肌肤相亲。

萧乾先生这样写道：“有一天你旅行也许要经过这条血肉筑成的公路。你剥橘子糖果，你对美景吭歌，你可也别忘记听听车轮下面咯吱吱的声响。那是为这条公路捐躯者的白骨，是构成历史不可少的原料。”

作为中华民族抵御外辱、冲破封锁、不屈抗争的象征，如何形容滇缅公路的重要作用都不过分。据统计，公路沿途的各民族共计20余万人参与修筑这条中国抗战的血脉大通道。按照滇缅公路土石方工程量的统计：土方共2754万立方米，平均每人137.7立方米；石方295万立方米，平均每人14.75立方米。这些都是在没有任何机械设备的条件下完成的，是公路沿线云南各族人民用手、用鲜血、用生命从岩石上硬抠出来的一条血色征程。那些默默无闻的筑路民工，那些于国家危亡之际挺身而出的山野“匹夫”，他们的身影，在时间的长河与历史的烟云中渐行渐远，他们的身后，永远留下了这条由20余万血肉修筑的滇缅公路，它宛如一座深深嵌刻在高山大地的英雄纪念碑，铭记着修路民工不朽的功绩，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图腾，供世人缅怀、世代瞻仰！正所谓：

贡山巍巍，铭刻千秋功业。

怒江滔滔，奔涌赤子情怀。

（原标题：寻找筑路民夫）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TF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