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楼开肇

当然，从我记事起他已经是一位洗尽铅华、被生活和时代磨去一切棱角、和善可亲的老者了。在我的记忆中，他会为了想吃一个桃子而没有如愿，就坐在地上耍赖，俨然一个略带顽皮的好老头、老小孩。

他富而不骄奢，对于穷困更是泰然处之。他可以坐在我的自行车后座上去串门，有时候也让我陪着他坐公车出去。那时候不能经常去饭店吃饭，偶尔会去一次莫斯科餐厅（俗称“老莫”）去吃一顿，他必定是从容优雅地细细品味着去吃。在家里，即使是一盘青菜加白米饭，他也会端庄恭敬地去吃。

那时候我对于“文革”的记忆并不是太深，对外公和外婆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感受得也并不深刻，因为外公、外婆在家里从不说他们受了什么委屈、有什么不公正的待遇。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时候他们整天挨批斗、交代问题。张伯驹的问题实在太多了，从家庭到书画，到鉴定、讲座、说戏、打谱、社交再到民主党派、右派……一张纸上罗列出三十八个问题要交代。比如他的挚友陈毅、宋振庭。“文革”一来，宋振庭随即倒台（时为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部长），外公写了两条“交代”，第一条一句：“他说我不懂政治，要帮助我。”第二条两句：“宋振庭说我不是搞政治的，是才子名士，统战对象，我认为是知己，其实，才子名士是文化革命对象。”看了不禁令人大笑，可谓民国公子本色不改矣。陈老总和外公张伯驹更是挚友和棋友，他们经常以诗会友、以棋会友，他这样评价张伯驹：“当今中国的词人，我最喜欢两人的作品，一个是毛主席的词，博大宏远，气势磅礴，不拘成格。再一位便是张伯驹先生的词，言近旨远，音域铿锵，字字功夫。”外公和陈毅堪称莫逆之交，在陈老总不幸逝世后，他挥泪写下了那荡气回肠的挽联：

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山河，水离赤县；

挥戈挽日，接尊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原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这挽联充分表达了张伯驹对陈老总的无限哀思和倾慕。而陈老总逝世前更嘱托夫人张茜，将一玉质围棋送来留念并极力为他平反，摘掉右派的帽子，并安排工作。由此可见他们英雄之间的惺惺相惜之情。

“民国公子”的恬淡生活

人们谈论张伯驹最多的是其“民国四公子”之一的身份。民间一直流传的“民国四公子”都是谁有很多个版本，外公的一首诗给出了一个比较令人信服的说法：“公子齐名海上闻，辽东红豆两将军；中州更有双词客，粉墨登场号二云。”“两将军”，“辽东”指张学良，“红豆”指溥侗（溥侗是乾隆十一子成亲王永瑆的曾孙，别号“红豆馆主”，世袭镇国将军）。“双词客”：“当今中国的词人，我最喜欢两人的作品袁克文张伯驹，二人都喜好填词，又都是痴迷于戏曲的票友。袁克文号“寒云”，张伯驹别号“冻云楼主”，故曰“双词客”、“号二云”。

外公在我眼里总是从容恬淡，外公、外婆琴瑟和谐，伉俪情深。他们在一起有着惊人的默契，他们日常要么切磋棋艺，要么一人画画另一人题诗。外公如果和外婆因为出差分开几日，总要填几阙词，表达思念之情。家中总是一片和谐，即使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们也从不说悲愤丧气的话，这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人生的道路上，我总是保持乐观谦逊、积极向上的态度，遇到困难从不退缩。

外公张伯驹、外婆潘素也开始办画展、出版书籍，并和张大千鸿雁往还合绘画幅。我记得非常清楚，外公重病期间，亲嘱外婆再画芭蕉树两幅，然后托人带往台湾，希望选其一幅由张大千先生补绘。而张大千先生在两幅画的芭蕉树旁补画了波斯猫和一背向女士，寓意其去国三十载有余不忍面对祖国和故旧，表现了海外华人对祖国和亲人故旧的无限思念。

后海二十六号，外公、外婆的故居。小院不大，但春有紫藤、白丁香、红牡丹，盛夏有芭蕉几丛，秋有菊花满院，冬天干树枝上的红柿子映着白雪，很是雅致脱俗。还记得小时候，外公就叫我在院子里种下很多牵牛花。别看是这种小草花，一到盛夏，花开的非常繁盛，万紫千红，花香四溢。外公从青少年时代便喜欢猫，所以家里一直养着几只波斯猫在院里嬉戏，即使在那个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我们的小院里依旧生机盎然、其乐融融。

当我年龄尚小的时候，我和外公、外婆并不是一直住在一起的。我和父母住在西安，外公外婆在吉林工作，我们要隔上一段时间才能见面，但是每每见了面他都督促我学习，很严厉，说一不二。早上起来，外公在案头随手拿笔写一首诗或词让我背诵或教我练习书法，并且要在当天背诵下来，如果背不出是不让吃晚饭的。所以一直耳濡目染的我，渐渐的对祖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对绘画情有独钟便跟着外婆潘素学习绘画青绿山水画。

大爱情怀堪为楷模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家里来的人多起来了，当时的书画、诗词、戏曲名家沈裕君、孙墨佛、刘海粟、萧劳、王遐举、吴祖光、许麟庐等都被邀请来家欢聚，畅所欲言，现场笔会可谓盛况空前。人们谈论外公的事情更多了起来，我对外公张伯驹、外婆潘素的了解也逐渐增多，他们在我心中的形象更加高大、立体了起来。他们以文人特有的品格，以一己之力为国家保住了很多珍贵的书画文物，并且在建国之后义无反顾地捐献给了国家，这种对祖国的大爱情怀实为我等后辈楷模，也是我毕生习之并为之奋斗的榜样。

由此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外公给自己立下的誓言：“自鼎革已还，内府散失，辗转多入异邦。故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是则予为是录之所愿也。”可见他超乎常人的胸怀气度。他散尽家财保护国宝，说：“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他们不是为了赚更大的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经他手蓄藏的中国历代顶级书画名迹有一百一十八件之多。新中国成立后，他将所有的收藏陆续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吉林省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和国家图书馆等，他捐献给故宫的书画，从品质上说是故宫书画收藏中的上上品，也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他的捐赠占据了故宫书画收藏的半壁江山。这些捐赠至今仍然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并且通过展览展示、科学研究、编辑出版及多媒体等多种途径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人们称他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他无私奉献的精神，高山景行，千秋永志。我为有这样的前辈倍感荣幸与自豪。

今年是外公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在我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张伯驹潘素文化发展基金会也成立二载有余，张伯驹、潘素故居纪念馆也成立数载。我们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守传统文化阵地，将张伯驹、潘素夫妇爱国家、爱文化的大爱精神传承下去。这也是我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