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弘

《中国外交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侯中军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书中显示，北京政府当时几乎同日即获悉欧战爆发的消息，其主要考量在于避免殃及中国。此时，北京政府已经深入掌握和了解国际法，遂采取了国际法专业人士伍朝枢等人建议，1914年8月6日宣布中立。之前，北京政府最关心日本采取怎样的立场，并未预想到日本会参战。不料，日本紧随英国，于8月23日对德宣战，并出兵中国山东，占领德国租界青岛和胶济铁路。中国要收回日本侵占的胶州湾、胶济铁路及相关权益，最佳途径是参加战后和会并伸张权利。要达到这一目的，一是寻求参战；二是不参战，但加入和会，并以各种手段维护自身权利。起初，北京政府寻求不参战但加入和会，先后派遣刘式训、夏诒霆赴欧调查，并派遣华工赴欧，变相参战。日本不甘心交还山东，对华提出“二十一条”，妄图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独霸中国。英国对日本有意利用英日同盟加强其远东霸权的做法颇为不满，由此埋下战后解散英日同盟伏笔。

北京政府依据国际法及国际惯例，试图让日本收回严重违反公法和既有条约的要求，但日本置若罔闻。从提出“二十一条”到缔结《民四条约》，日本都公然挑战既有国际条约及外交惯例。侯中军在《中国外交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研究显示，英国多次向日方指出违反限行条约。1915年11月，俄国与英法商议后，建议中国驱逐在华德国人并对德绝交，同时许诺贷款给中国建立兵工厂。但日本坚决反对，中国错失参加协约国机会。1918年，中国出兵西伯利亚和外蒙古，并顺势收回外蒙古的自治，使其重归中央管辖。

中国参加“一战”，因山东问题而起。陆征祥到达巴黎后，决定在和会正式提出山东问题。唐启华的《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及邓野的《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均聚焦了这一时段历史。相对而言，唐著胜在史料，作者利用了民国元年到九年陆征祥担任外交总长期间的总长室密档。据唐启华分析，当年陆征祥辞去了外交总长，北京政府给他一个驻瑞士公使的名义，他就到瑞士了，也把那批档案带走了。1926年，他遵从夫人的遗愿做了天主教修道院的修士，很可能这个时候把档案交给了驻比利时的使馆。除了这些新发现的史料，唐启华还参考了日本的外交文书、美国的外交档案、美国总统威尔逊的个人档案，甚至当年美国国务卿兰辛的档案。

而邓野的著作则胜在脉络清晰。在南北分裂、派系林立的特定条件下，外交不可避免地卷入政争，一时间，国内政潮陡起：当年理直气壮地抵制对德宣战的广东非常国会，如今，又同样是理直气壮地要求向巴黎派遣自己的外交代表，争享战胜国的荣耀。不久之前，康有为还是张勋复辟的主谋，公然推翻民国，现在却反过来，以民国的名义，大义凛然地斥责政府专制。更为有趣的是，国会与国务院形同冤家，为转嫁对德和约的责任，彼此暗算，相互推卸，国会的不合作，屡屡把国务院置于难堪与孤立的地位。邓野清晰勾勒了各个政治势力之间的争执与博弈，以及其中利益关系。结合以上两书可知，巴黎和会中，中国实际并未失败，其要求后来在华盛顿会议基本满足。以山东问题而论，巴黎外交和会与华盛顿会议事实上是连贯的。而五四运动，实际有“研究系”的梁启超、林长民等人在背后策动。

而唐启华的另一本专著《洪宪帝制外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同样与“一战”有关。袁世凯准备称帝之前，已经得到了英国的支持。1915年11月初，袁世凯试图以参加欧战来换取欧洲列强支持帝制。梁士诒与英国公使朱尔典多次密谈，中国放弃中立，从协约国贷款生产军火，供协约国使用，一旦德奥抗议，协约国即支持，实际等于中国对德宣战。

11月12日，英国外交部向日本驻英国大使井上胜之助递交了邀请中国参战的备忘录。日本政府对此很疑虑。由于英国敦促法、俄共同行动耽搁了时间，直到22日，英、俄、法三国驻日本大使才一起会晤石井外相，提出备忘录。英国外交部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这一提议从几个方面被泄露。日本政府一边拖延，一边煽动日媒反英，同时积极调查参战计划是否源自中国。石井以日本舆论对英国施压，而日本军方基本反对中国参战。此时，英国在加里波利战役死伤惨重，23日，陆军大臣吉青纳决定撤军，而塞尔维亚11月底全境沦陷，英国决定尽快与日本妥协。11月底，英国发表声明，等于完全承认了日本在中国事务上的外交主导权。12月6日，日本回复三协约国，反对中国参战。其后，袁世凯在格局变幻中错过了与日本的和解机会，国内的反袁势力从日本获得资金纠集起事。作为外因的日本，也通过干涉内政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走向。

而旅美学者徐国琦在《中国与大战》中指出，中国对“一战”的反应及政策是其国际化的开端，“一战”不仅为中国提供参与国际社会的机会，而且使中国得以参与世界游戏规则的制定，以世界平等的一员的身份加入国联，并参与国联宪章的制定——这毫无疑问是中国外交的胜利。

（原标题：“一战”与中国关系有多大）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