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警察借助着科技设备和设计精巧的问题，要深入人的灵魂深处，读取最隐秘部分的记忆，监控最细微的情绪，每个人都会发自本能地对抗。但崔燕平说：“我的初衷不是对抗，我的出发点，是帮助每一个坐在我对面的受测者，我要帮助他们证明自己的清白。”

让发问直指心灵深处

“全国百佳刑警”候选人崔燕平，是刑侦总队七支队副中队长、心理测试专家。这间10平米左右的测试室就是她的主场，众多受测者曾经在记者面前这把正对着电脑屏幕的椅子上接受直达心灵深处的测试。

2013年，房山某深山区。一名女性在公路旁遭猥亵后受伤，最后不治身亡。民警进行勘察的时候，附近村民和工地工人们前来围观，现场一度人头攒动，案件的细节经口耳相传，几乎尽人皆知。经过大量调查工作，嫌疑人已经圈定在一个小范围内，但谁是真正的嫌疑人？仍是迷雾重重。案子交到了崔燕平的手上。

“所有人都见过现场了，这就有点麻烦。我们怎么才能直达受测者的内心？靠的就是提问，问题必须要有独特性。每个人都知道的东西，无论是亲眼所见、从别人口中听来的，或是他亲身经历的，在内心深处非常容易混淆，如果是这样，他测试中出现什么反应都没什么意义。”崔燕平告诉记者。

于是，崔燕平进山再次进行现场查勘。法医检验，确定被害人死于夜间，地点是距公路大约100多米的荒地里。但在山路旁，民警曾发现被害人的一只鞋，证明凶手曾经和她在这里发生过接触。没有路灯的夜间山路上，距离最近的人家也有好几百米，嫌疑人干吗还拖着受害者走出这么远？“这就对了。是什么事情让凶手受到了惊吓，才会将受害者拖到更远的地方。”崔燕平意识到，这个曾经让凶手受到了惊吓的场景，是任何其他目击者都无法了解的。

测试的问题出来了：“你在作案的时候，有人经过吗？有车经过吗？有动物经过吗？”每一个受测者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全部答“没有”，但受测者李某某听到“有车经过吗？”，血压、皮肤电等指标瞬间蹿升。

虽然现场附近没有监控设备，但远处的探头确实监控到这个时段内有车经过。为获得更准确的突破，测试问题又深入一层：“你见到有车经过，是夜里10点吗？是11点吗？是12点吗？”李某某的各项指标又在听到“11点”时飙升。

办案民警针对李某某进行重点侦查，案件很快告破。

“每一个心理测试民警都有自己的特点，有的善于通过言谈打开受测者心房，有的不善言谈但能迅速抓住重点，还有的是话题编制能力强。我大概属于后者。”崔燕平说，了解案件的每一个细节，确认那些唯有真正嫌疑人才知的细节，才能在这个具体的“点”上展开突破，问出能够刺激到嫌疑人的问题，让他心灵深处出现无法控制的波动。

提问环环相扣揪出窃贼

也不是每个案件都能找到“唯有作案者才知”的细节，这种案子才是大难题。

数年前，一起发生在外省某研究所内的盗窃案，一度让崔燕平和同事一筹莫展。研究所丢失了一种科技含量较高的产品，共有11个人能接触到它，其中两个人掌握着办公室的钥匙。但是和绝大多数单位一样，办公室内部并不设防，没钥匙的人也一样能够接触到产品。毫无疑问，侦破工作首先要从这11个人开始。如毫无结果，侦查范围就要扩大的整个研究所。

案件所有的细节都是公开的，失窃的时间也无从推测。心理测试民警可以设计的问题都只能浮于表面。

“常规本来就是用来打破的，最后设计出的问题相当直白。我们把这种题叫做‘态度问题’，虽然直白，却环环相扣，任何一个点上出问题，后面都会跟着一连串问题。”按照崔燕平的形容，这样的工作方式颇有些像横扫人类棋手的阿尔法GO，每下一招，都会根据对手的反应，作出无穷无尽的应对。

常规测试一般只需一到两个小时，复杂一些的不超过3小时，但是这一次，11位受测者每人受测时间长达6小时。对于测试民警，这不仅是脑力，也是体力上的艰巨考验。

结果令人兴奋。当测试到第9个人的时候，大量纷繁复杂的误报中，忽然有了明确的指向，此人在“你是作案人吗”的问题上反应强烈，更重要的是，在随后的失窃物品的位置、处置方式等等后续问题上，都在“在家里、在院子里、用火点着了”等具体选项上有明确的反应，整个逻辑链条清晰可见。

崔燕平综合各项测试指标思考一番，坚定地告诉办案民警：“搜查他的家，应该能找到失窃物，至少能找到一部分。”果然，办案民警在杂物堆积如山的阳台上，找到了曾被火烧过的一半失窃物品，而在小区草地上找到了另一半。

要去证明他“不是”

“从专业的角度，这种问题的技术原理，是在同时检测情绪和记忆。最早的心理测试专注于情绪，但是后来科研成果显示，情绪和记忆都是可以检测的，它们分属两种功能，情绪是原始脑功能，这是无法控制的，记忆则是可以控制的。做了这个事情的人和没做这个事情的人，而且它无法抹去，就算受测者再怎么反测试，也没法消除掉自己的记忆。”崔燕平说，很多人可以做到内心波涛汹涌而脸上波澜不兴，但是一旦发现受测人在每一个问题上，情绪都表现得波涛汹涌，那么就可以很轻易地判断出“他在反测试”。

“可能有的嫌疑人会想，‘只要我故意在每一个问题上，都让自己的情绪激动一下，将测试结果搅乱，警察就发现不了’，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崔燕平说，首先做这个测试的目的是要排除嫌疑，“这也就是我说的，我是在帮助每一个受测者摆脱嫌疑，我是一个帮助者的角色”，如果对方不配合，那么自然，今后民警的工作重心就是此人。其次，情绪和记忆并不能如想象中的那样容易控制，由自己主观控制的，和真正遇到刺激的反应，相差很大。

在工作中，测试民警最忌讳的是“先入为主”，将某个受测者首先想象成真正的嫌疑人。她告诉记者，这种心理测试，想要将结果往某个目的上“贴”，是很容易的，但是“贴”来“贴”去，肯定会造成误报，为了获得真正准确的结果，民警首先要将心比心、设身处地，站在受测者的角度，以他的身份去想问题。“我们实际上不是要找出谁，而是在排除谁，排除到最后，那个排除不掉的，才是办案民警的工作重点。”

测试问题唤醒肇事人良知

两个外来务工人员，刚刚下了火车，却迷了路，莫名其妙地走上了立交桥的机动车道，结果被一辆正常行驶的车子撞上。肇事车上是兄弟两人，下车后慌里慌张将两名伤员抬上车，送进了医院，之后才报了警。最后一人抢救无效死亡，另一人重伤。肇事方表示，肯定该赔多少赔多少。案子本来可以就此结案，移送检察院，将司机按交通肇事罪起诉，赔偿款也势必很快到位，死伤者家属也没有多余要求。

然而取证时，一名现场目击者所说的“司机说他没本儿”，让案子复杂起来。车上两人是兄弟俩，哥哥是公司老板，确实没驾照，弟弟就是给他开车的司机。除了目击者的一句证言，其他细节全没有，案子又被送到了崔燕平的手上。

兄弟两人都属于心理素质不错的，而且背景很清楚：哥哥若是进去了，一大家子今后的开销都成了问题。

兄弟俩的测试题目相似。接受测试的哥哥在“动了车，开了车，从左前门下车”等问题都有明确的反应，而弟弟则在“从右前门下车”上出现反应，谁是司机，已经一目了然。但可惜的是，即使所有警察都认定真正的肇事者，只要没有后续的证据，案子很难被移送审查起诉。

如何才能说服他们讲出真相？崔燕平又设计了后续的问题。果然，接受测试的弟弟，在“不愿意坐牢，被父母逼着顶罪”等问题上出现了非常明确的反应，而针对哥哥的，则是一连串试图唤起他内心愧疚感的问题。

测试之后，二人一同回家。截至此时此刻，所有民警都心知肚明真正的肇事者，于是决定，围绕真正肇事者开展工作。就在民警再次展开调查之际，第二天，哥哥在心灵挣扎了一夜之后，走进交通队自首，供述了事发时无照驾驶的全部过程。

医科大学毕业的崔燕平本来应该顺理成章地成为一名医生，却在毕业那年一次坐地铁的时候，偶然在车站书报摊上买了一本介绍女法医工作的报告文学。于是，10多年后，北京便有了这样一名“读心女警”。10多年的工作，无数案件的侦破让崔燕平职业成就感爆棚，也让她不可避免地得了职业病：不管跟谁说话，都会仔细观察对方，总要试图一眼看穿对方的内心。她同时还是一名二级心理咨询师，业余时间义务给同事们开展心理咨询，倾听同事们的诉说，缓解大伙儿的紧张工作情绪——这技能，连自己人都不放过。

来源：北京晚报 记者 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