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瑞林

鲁瑞林

（1912年－1999年7月）

甘肃临夏人。1931年11月参加宁都起义，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129师386旅772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1939年起任太行军区递军分区副司令员，分区政治委员，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兼决死队3纵队副司令员，第2军分区司令员等职。

讲述人：鲁五一（鲁瑞林之子）

《亮剑》中有一出李云龙端了日军观光团的戏，父亲在现实战斗中真的端了个观光团。那是1942年4月，当时父亲他们从情报中得知日军一支机械化部队将于4月5日上午由榆社开往武乡，16日接应日军从长冶、沁县请来的“观光团”返回榆社。父亲时任3分区司令员，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刘昌义决定抓住战机，在白庄打一场伏击战。

作战上，以分区侦查分队拦头，决7团截尾，决9团打腰，并布置公路两端由武东、武西民兵堵溃打援，还通知了武乡飞行射击、爆破组的同志把地雷埋设在公路两侧的树坑。

15日傍晚，伏击部队秘密开进设伏地区，两个小时候后，突然听到汽车马达声，敌人果然来了。只听拉雷声一响，全线一起开火。两个小时激战，全歼日军高木联队第112中队少佐以下226人和20多个日军“观光团”成员。这次战斗，3分区参战部队和民兵受到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的通令嘉奖。

1942年春天，父亲调任太行3分区司令员兼决死3纵队副司令员，管辖的是祁县、榆社、辽县、武乡等7个县，辖区内驻扎了中共中央北方局、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八路军总部、北方局党校、抗大6分校、新华日报社、黄崖洞兵工厂等重要单位。

5月中旬，各部正在准备反扫荡时，出乎意料的日军扫荡提前了。5月25日，父亲和3专署专员邓兆祥带着分区机关几名干部、侦察员和反战同盟成员下乡布置“反扫荡”工作时，与一队日军遭遇。一位姓陈的警卫干事在侦察时被日军抓获，因为穿的是便装，没有暴露身份，被日军拉着奔袭5旅原来驻扎地王家峪。趁着日军休息，小陈挣开捆绑的绳子，顺手还拿了日军刚刚看过的一张地图。

父亲发现这张图是日军作战行动计划要图，图上标注着行军路线、兵力使用以及到达时间和地点等。在通讯中断的情况下，父亲和同事们多方联络，终于获悉代号为12号的彭德怀就在20里外的南山头通讯联络点。父亲和戎子和司令员一起直奔南山头。

通过这张地图，发现日军出动了3万人、分4路对太行根据地进行扫荡，还组织了几十个刺杀队，带着炮、机枪等，寻找我部重要单位。彭总看完地图马上通知各部队和军分区马上转移，保护了很多重要单位和领导。日军的这张作战地图绘制得非常精确，还对太行军区之后的作战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解放以后彭总还对父亲送地图的事情念念不忘。

父亲印象

自费撰写回忆录

我曾经和父亲提出过想改名字，觉得“五一”这个名字有点儿幼稚，父亲没有同意。那时候我才知道这名字大有来历：1945年5月1日晚上太行军区文工团举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演出，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贺龙等人都在场，演出结束时我正好出生，大家都来看望我这个新出生的“太行的儿子”，于是七嘴八舌地就给我取了个名儿叫“五一”。

父亲是个比较严厉的人，对子女要求非常严。他让我学工，后来我考上了西安交通大学数学与力学系，毕业后父亲一定要让我从事这一行，我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

父亲从来没有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孩子们谋求什么便利，我们家除了我因为搞科研在部队上工作，其余的子女都在地方工作。而我因为成绩突出，30多岁就成为部队上最年轻的师职干部，父亲还怕我是借他的光才得到的提拔。

父亲是很正直的人，退休后撰写了《从马夫到将军》和《西南三十年》两部长篇革命回忆录，出版的费用都是自己的积蓄和我们子女资助的，没向组织要一分钱，父亲去世时存折里都没有钱。

来源：北京晚报  记者 孙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