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海鹏 李惠兰

赵登禹将军身高190cm，精通武术。跟随冯玉祥期间，他曾在常德的山上打死一只老虎，冯玉祥非常激动，专门请来摄影师拍摄了一张赵登禹骑在老虎身上的照片，并亲自题写“打虎将军，冯玉祥题”。由此，赵登禹也被称为打虎将军。在喜峰口和日军作战时，37师109旅旅长赵登禹作为前敌总指挥，率大刀队两次夜袭敌营，取得了喜峰口战役的胜利。喜峰口战役后，因赵登禹作战有功，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并由109旅旅长提升为132师长。

卢沟桥事变后，中日军队在平津一线对峙。宋哲元在7月11日由山东乐陵赴天津，15日在天津寓所开会，发生了29军高层将领的和战之争。宋哲元只好在7月16日单独给37师师长冯治安下作战命令，并命令驻河间、南宫、大名等地的赵登禹部132师星夜急行军向南苑集结。当时南苑驻军有29军卫队旅和集训的爱国学生军训团，以及各师留守办公人员。这些部队都是刚刚参军的学生和非武装人员，而且番号庞杂互不隶属，所以宋哲元任命赵登禹为南苑作战总指挥。赵登禹命部下刘汝珍团负责防守北京广安门，他自己率部抵达南苑准备组织抗战。宋哲元7月19日由天津回到北平，表面发表愿意保持和平的谈话，暗中在做抗战的准备。对于日军提出的无理要求（37师撤出卢沟桥）一拖再拖，甚至借口“天气太热，等凉快后再说”。而日军则以驻屯军总司令香月清司的名义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要求37师撤出卢沟桥。宋哲元拒绝最后通牒，并下令29军全体抵抗。因蒋介石电催宋哲元到保定指挥，宋哲元和北平市长秦德纯研究，由秦德纯率领四个团留守北平，其中要动用赵登禹的两个团。因此，7月28日，赵登禹奉命进北京城共商军事。赵登禹接到命令立即由南苑进城，在路过天罗庄时遭到日军伏击，壮烈殉国。

关于赵登禹殉国一事，有观点认为是遭到汉奸潘毓桂出卖。潘毓桂乃伪满洲国著名影星李香兰的义父，1935年6月，他伙同石友三、白坚武发动“北平自治”。12月，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时，潘随王揖唐、王克敏等混入冀察政务委员会，任政务处处长。1936年初，潘毓桂因替日本呈《华北防共自治协定》给宋哲元，被宋当场焚毁，并将潘撤职。七七事变时，潘虽屡次向宋哲元进言“求和”，但他是无职赋闲之人，没有证据证明是他出卖了赵登禹进城线路的情报。

而根据中日双方的材料考证，1937年7月28日中午，赵登禹将军接到宋哲元军长的命令进城共商军事。赵将军在中午由南苑出发前，和军事训练团的大队长冯洪国（冯玉祥长子、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不久即将调为132师参谋长）告别。此时，冯洪国问赵登禹进城走哪一条路线，赵登禹回答说走天罗庄。这时在他们身边的还有周思靖，当赵将军准备上车时，周思靖回到他的办公室，用电话通知了日本驻屯军。

周思靖，浙江诸暨人。1929年10月至1931年7月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骑科学习，与冯玉祥的长子冯洪国、盛世才的弟弟盛世骐是同期（第22期）毕业生。七七事变前，周思靖在29军任少校参谋，由于其精通日语，分配在29军中给日军顾问充当翻译。他在南苑军中掌握大量的军事机密，以军官的身份为日本特务提供情报，直接和日本军方通话。1937年7月26日，在周思靖和熊少豪的带领下，樱井少佐率日军500名及坦克数辆，欲攻入广安门内增兵东交民巷。日军失败后，樱井落荒而逃跌入粪坑，周、熊二人还冒险搭救樱井。

7月28日午后12点50分，赵登禹与冯洪国握手告别后，登上一辆黑色轿车疾驰而去，前后各有一辆满载护卫兵的卡车。早已埋伏在天罗庄三岔路附近的日军一木清直大队，曾经和路过此地的29军骑兵队发生过战斗，所以地上还残留着人、马的尸体，日军用马的尸体将道路阻断。当赵登禹的车队驶到天罗庄时，埋伏在此地的日军便携重机关枪进行猛射，前后两辆卡车上的士兵几乎全被射杀。子弹将小汽车打成了蜂窝状，车上的司机大腿上中了很多枪，好不容易从车里爬出来，但因失血过多很快死亡。赵登禹将军靠在车的后座上，全身多处中弹，身边的副官头靠在车窗上，从头到脚已中数弹，场面惨不忍睹。

随后，日军从副官身上搜出了赵登禹的名片，从座椅上发现了蒋介石给宋哲元的电报、宋哲元给赵登禹的命令状、132师将校勤务表等其他重要文件，日军将赵将军尸体由车内拉出拍照后，向上级请功去了。到了下午，当地的两位老农将赵将军的遗体抬入高粱地中，用黄土掩埋。

两日后，37师副师长、北京城防副司令田春芳和国际红十字会派人开车寻来，在一农夫指引下将赵登禹尸体从掩埋的黄土中找出，装车运回北平先农坛边的龙潭寺暂厝。赵登禹将军殉国后，他70岁的老母亲仍然健在，还有一个三岁的儿子，一岁半的女儿，以及一个遗腹子。日军占领北平后，赵家人就开始了逃亡生活。抗日胜利后，冯治安、何基沣为赵登禹将军举行公祭时，找不到赵家人，而是由佟麟阁将军的次子代孝子打幡，并将赵登禹葬于卢沟桥畔。1946年3月，北平市政府和各界人士在八宝山忠烈祠为赵登禹等举行隆重的入祠仪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登禹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