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山

沈启无

周称“事实上我是住在城里，不比山中”，则狼嗥何来？他解释道，原来“寒斋的南边”有“警犬训练所”，“狗成天的嗥叫”。远方朋友寄信来问，“我只得老老实实的回答说道，请放心，这不是狼，实在只是狗罢了”。

这要算是周作人的典型文风，不着痕迹地将其弟子沈启无骂了个狗血淋头。

不久后（3月23日），周作人在《中华日报》上发表《破门声明》，称：“（沈启无）近年言动不逊，肆行攻击，应即声明破门，断绝一切公私关系。”
“破门”出自日语，即逐出师门。

沈启无与俞平伯、废名、江绍原并称周作人四大弟子，日本作家木山英雄曾说：“他（指沈启无）是周作人喜爱的弟子……尽管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却爬上了国文系主任的位置。”

周作人为何要对沈启无下狠手？众说纷纭，权力斗争外，可能也是知堂老人自我洗刷的一着妙棋。

意外帮了刘仁一把

沈启无，本名鐊（音同锡），字伯龙，大学时自改为沈扬，字启无。据他1968年交给革委会的《自述》，他1902年生于江苏淮阴，“父亲大约有二百多亩田地，全靠佃租剥削生活”。

1923年，沈启无考入南京金陵大学，读了2年预科，1925年转入燕京大学中文系，结识了在燕大国学研究院上学的萧炳实（又名萧项平），萧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介绍沈启无入党，沈还当过一段支部书记，但毕业后与组织失去联系。

上大学前，沈启无已有包办婚姻，原配陈光华终生未育，后领养一子，一直由沈负担。萧炳实又给沈介绍了第二任妻子傅梅，二人后生有一子二女。

沈启无“非常崇拜周作人”，上燕大后，恰好周正在此教“新文学”，二人相识。周曾说：别的学生在毕业以后再有来信，“或为朋友关系，不能再说是师徒了。沈扬则可以算是例外。他所弄的中国文学一直没有出于我的国文之外”。

1930年至1932年，沈启无在河北省立女师学院（学校在天津）任中文系主任时，接萧炳实来信，称有同志入狱，需经济帮助，随后便有一学生常来取款。沈启无说：“那时狱中关的是谁，我不知道，解放后，从萧项平的信中才知有刘仁。”

一夜之间成了名人

周作人对“新文学”转向“革命文学”不满，认为新文化运动只打倒了“选学妖孽”（指八股式僵化文章），仍留“桐城谬种”（指文以载道式的意识形态化文章）。周作人尤不喜韩愈，说“其文章实乃虚骄粗犷，正于质雅相反”。

周作人想自编一套文选，他说：“明朝文人再上连东坡（苏轼）山谷（黄庭坚）等，似可编出一本文选，也即为散文小品的源流材料，此件事似大可以做，于教课亦有便利。”

恰在此时，沈启无编出《冰雪小品》，所收皆明末小品文，曾交一家书店，却被退回，周作人让沈重新编排，易名为《近代散文钞》，周亲自写了两篇序，称：“小品文则在个人的文学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

周作人想以小品文掀起一场新的“文学革命”，使文学回归“为艺术而艺术”。

《近代散文钞》1932年出版后引起轰动，一是当时相关书籍不易得，二是林语堂在南方大力鼓噪，使小品文在上世纪30年代文坛颇成气候。沈启无因此名满天下。

其实，周门弟子对林语堂颇不以为然，废名便说：“窃不能与林（语堂）先生同，据我想，知堂先生（即周作人）恐不是辞章一派。”在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等杂志上，周门弟子中只有沈启无常发表文章。

因被刺得到周作人提携

“七七事变”后，日寇占领北京，沈启无生计无着，曾想南下，但周作人劝他说走了没好处。1938年，伪北京女子师院成立，沈启无任中文系教授。

1939年元旦，沈启无至周作人家拜年，有人自称是周昔日学生，前来探望，周允其入室。据周作人回忆：“只见一个人进来，没有看清他的面貌，只说一声‘你是周先生么？’便是一手枪。我觉得左腹有点疼痛，却并不跌倒。那时客人（指沈启无）站了起来说道，‘我是客’，这人却不理他，对他也是一枪，客人应声仆地。”

周作人的描写很生动，可惜记错了，行刺者共3人（入门者2人），周的腰带扣救了他一命，仅“蹭破腹皮见血”。沈启无肩部受伤，住了40多天院，子弹终生未取出。

周作人以为日方嫌自己不肯合作，派人行刺，但据参与者之一方圻（后成为著名心血管病内科专家）披露，此案实为青年学生组成的“抗日锄奸团”所为。

刺杀案让周作人与沈启无更亲近。1939年秋，伪北大文学院成立，周作人任院长，沈任中文系主任。此后，伪政府组织赴日观光团，文学院唯一名额也给了不懂日语的沈启无。

1941年，周作人出任伪华北教育督办，不到一年便被“挤下了台”，颇感郁闷。

为争盟主生怨言

1943年，日本作家林房雄访华，他原属左翼，后为日本政府服务，准备在中国办《文学集刊》等，以一统沦陷区文坛。
林房雄先去拜访会日语的作家张深切，却不知张来自台湾，对日反感，张说：“我本来和日人合作不感兴趣，尤其他说负有文学报国会使命，更叫我懒于应付。”

林房雄被张深切冷淡，便去找沈启无。二人意气相投，常通宵达旦狂饮。

据学者黄开发研究，当时沦陷区文学大体分三派，即：周作人为首的“艺文派”、伪华北作家协会和沈启无为首的“北大派”。
林

房雄提出成立“艺文社”，让周作人当社长，将沦陷区各派作家都容纳进来。张深切与沈启无都想当编辑长，以成为“第二次文学革命”的领袖，二人在筹备会上争执不休，沈提出张担任也可，但暂不对外公布，大家表示同意。

没想到，第二天各报均以“张深切为编辑长，周作人为总编辑”做大标题，张深切极感狼狈，怀疑是沈在暗中操作，周作人、沈启无则声明退社。

周作人在日记中说“张（深切）处处显示欲主裁之态度甚难妥协”，但也抱怨沈启无：“虚浮之事无益徒有损，惨言之亦不能了解也。”

没当上“文坛盟主”，沈启无对周作人心怀不满，林房雄则站在沈启无一边。

周作人棋高一着

林房雄回日本后，可能对作家片冈铁兵发过牢骚，片冈在一次公开讲话中称周作人是“反动的文坛老作家”，只会“玩玩无聊的小品，不与时代合拍”。
周作人隐忍半年多，见沈启无化名童陀的一篇杂文，中有“办杂志抓一两个老作家，便吃着不尽了”、“把应给青年作家的稿费给老作家送去”等句，按需发怒，一周内连发数文，将沈逐出门墙。

沈启无连忙解释，片冈铁兵也写信证明与沈无关，连武者小路实笃亦出面道歉，周作人始终未收回成命。

钱锺书的老师温源宁曾说：“他（指周作人）难得介入各种是非，但是，一旦介入，挡在他道路上的那个人就该倒霉了！他对敌人的打击快而准。”

当时日本败局已定，1943年底，周请弟子俞平伯为《艺文杂志》审稿，俞推不过，要求“对外乞勿言及，以为有熟人投稿，去取之间颇有困难也”，其实是担心秋后算账。

周作人通过翻脸，巧妙地将他和日本人之间的矛盾公开。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因汉奸罪被捕，陈雪屏等人呈文为其求情，恰恰以片冈铁兵曾称周是“反动的文坛老作家”为由，称周“确非通谋敌国、甘心附逆之流可比”，撰稿人俞平伯将文章寄给胡适，经胡幕后操作，法庭未判周作人死刑。

被批思想不健康

沈启无被逐出师门后，因周作人给各方打了招呼，沈在北京找不到工作，只好投奔胡兰成，去办《大楚报》，却与胡发生经济纠纷，并对胡的情人小周说胡有太太，胡兰成说“沈启无风度凝庄，可是眼睛常从眼镜边框瞟人”、“启无是像《白蛇传》里的法海和尚，他忌妒，是因为他没有”。

沈启无在抗战中发表了许多卖国言论，晚年在《自述》中掩饰道：“说了些歌功颂德，讨好敌人的话。现在想来实在是很无耻的。”

木山英雄曾说：“（沈启无）在教室里亦敢批判日本文化，学生很喜欢他……对于我们这些人也不很尊重，这与一般中国人不同，不过，他本来对中国人也如此。”

1949年冬，时任北京市委组织部长的刘仁让萧炳实带话，称沈启无可回北京工作。刘仁托廖沫沙给沈安排工作，并说：“在我坐监的时候，他帮助过我，我不能忘记他。”

1955年，沈启无到北京师范学院任教授。反右期间被划为右派，但情节轻微，有悔改表现，按六类处理，免予处分。

据学者黄开发先生采访，沈的同事称他谦虚谨慎、温文尔雅，讳谈晚明小品。讲《长生殿》中爱情故事时，把几个女生都感动哭了，他因此挨批，说是思想感情不健康。

文学成就远不如师

“文革”中，沈启无积极接受改造，他有心脏病，曾两次发作，“花了公费医疗将近两千元，如果是在旧社会，我早就完了，所以我对社会主义是坚决拥护的”。

沈启无患心脏病，一是“烟瘾的大，实在惊人，开会一小时，他的右手不时探向桌上的烟碟，一支支的连续抽着，计开会一小时中，竟抽了十几支大前门烟”。二是“能吃肉，一顿能吃一小碗猪肉”。

唐弢曾挖苦沈启无：“不但文风字体，依样葫芦，连吃饭走路，也都是一副‘乃师’的派头，真也柔顺得可爱。”

除了编过几本文选外，沈启无毕生只出过一本白话诗集，其中有回应周作人的诗《你也须要安静》：“你的话已经说完了吗/你的枯燥的嘴唇上/还浮着秋风的严冷/我没有什么言语/如果沉默是最大的宁息/我愿独抱一天岑寂。”确非佳作。

听说周作人晚景凄凉，沈启无曾写过一首诗，而周作人晚年也曾提起过沈，但形格势禁，二人未能见上最后一面。1967年5月6日，周作人去世，终年82岁。两年后的10月30日，沈启无因心脏病去世，终年67岁。

周沈交恶时，有人评论说：“就沈氏的才气和地位，现在既远不如周氏，将来恐怕也不会有大成就。”不幸言中。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