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是勘验“证据之王”的行家里手

1988年，许春兰从中国刑警学院毕业，在当年的远郊区“通县”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每天都要和指纹、足迹、现场遗留物打交道。在这相对荒凉的远郊，她在大学里学习的痕迹学派得上大用场。用她自己的话说：“农村土路多，形成鞋印等痕迹也容易。而且当年的人哪儿有那么多鞋？总是一双鞋穿到烂，加上款式也没多少，找到清晰的鞋印，离找到人也就不太远了。”

在形形色色的各类痕迹里，许春兰对“证据之王”指纹的应用最有心得。2001年春节的年三十晚上，她和几个同事走进一个血腥的现场：通州农村的一处木器厂，28岁老板娘和一岁半的小男孩死在房间里，浑身刀伤，惨状令人发指。木器厂老板自称出去玩牌，回家后见到这种惨状，人当场就崩溃了。

16年后的正月里，许春兰对房间里的血腥气和孩子的死状，依然记忆犹新，她向记者描述这个场景的时候，记者脱口而出：“仇杀？”

刑警们也是这么想的。面对着两具血淋淋的尸体，大伙儿怎么琢磨，都觉得这儿应该是个假现场。“这得是多大的仇，才能把孩子砍成这样？”

这边勘查现场，那边已经开始围绕木器厂老板的社会关系展开了调查。老板还沉浸在杀妻灭子的哀痛中，按他的说法，家里只丢了差不多200元，谁会为了这点钱杀两个人？第一个疑点就在他的身上出现了：这个年轻的老板被查出有情人，就住在附近，难道是因为这层关系，有人起了杀心？

最有可能的突破口，却被现场勘查的证据和外围调查的结果堵住了，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他们和案件有关。经过仔细勘验，许春兰从一个立柜上找到了三枚陌生的指纹，属于同一个人，但这个指纹是不是和凶案有关？没人知道。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的侦破手段还相当原始，既然有了指纹，那就查吧。整整一个春节，木器厂周围的邻居、附近的木器同行、与老板一家相熟的朋友……凡是春节没回老家过年的，排着队都被取了指纹。“每取到一个，我就现场分析，当天取到的，马上就处理。”许春兰说，这个假期，她不止一次累到极限后趴在桌子上，被海量指纹包围着睡去。终于，一个来自附近同业厂子工人的指纹让疲惫的她一下子提起了精神：有点像，但是又模糊，显然，这是指纹的主人在警察取样时的故意所为。“快，快把这个人找来！”

可惜晚了一步，人已经跑了。

这个来自云南的工人在印好指纹后，马上买票回老家。正月十四，民警在云南昆明将刚下火车的疑凶抓获，根据他的口供抓到了同伙。经查，这就是一起入室抢劫杀人案。主凶事后供认，杀人后，他要求两个同伙“手上都得沾血”，为了表示“跟老大生死同命”，同伙先后残忍的持刀砍向孩子。这个举动，险些误导了侦查方向。

“即便魔高了一丈，道总会高出一尺。”

许春兰从盘子里拿出一个橘子，给记者剥开：“指纹还有很多限制，盘子上的指纹清楚，橘子皮上就不清楚。况且，一些嫌疑人会在作案时戴副手套。”

如今最成熟的技术当然是DNA。担任大兴刑侦支队支队长之后，在她和同事们的努力之下，支队建立了自己的DNA实验室，一下子解决了之前检验样本等候时间长等诸多问题。2016年年底前，大兴区从青云店到瀛海，横跨四个地区，接连发生多起摩托车骑抢案件：两人驾驶摩托车，后座上的人贴近路旁行走的受害人，突然一把抢过背包就跑。尽管疑凶已经有了眉目，但证据却并不充分。

将多起案件串并以后，许春兰带着同事们进行了仔细分析，忽然察觉了一个此前没什么人关注的细节：在其中一起案子里，抢匪得手之后，不知什么原因将挎包扔在几十米开外。事主紧跑两步，又把自己的包捡回来了。“快去，找这个包。”她说。

这一句话，让整个案子豁然开朗。此前，事主们对着包含疑犯照片在内的几个大头照，都难以辨认出究竟谁才是真正的抢匪，而通过挎包带上一些细微的DNA痕迹，将所有的问题解决了。

去年11月，大兴刑侦支队刚刚侦办了一起抢劫杀人案。许春兰说，这是纯粹通过分析研判破的案。大兴兴业大街附近，一位幼教老师在停车场的车子里等着男朋友，忽然车门打开，一名陌生男子坐了进来，二话不说，动手将年轻女子捆住，搜身后，逼问银行卡密码，得手后将她脖子勒住，接着把她塞进了后备箱。万幸的是，女子没死，醒过来之后，设法从车里跳了下来，报警求助。

许春兰和同事们，特别是和大兴刑侦支队专业负责分析研判的侦查员分析后，发现这和前不久发生在亦庄的一起抢劫强奸案的部分细节非常相似。凶手都是开着盗窃来的车子作案，作案手法上也有颇多类似之处。“好多外行人眼里互不相关的一些细节，在我们专业干这个的人眼睛里，就有不同的意义。这需要经验，也需要灵气。”许春兰说。用最快的速度，刑侦支队串并出类似案件中的各个细节，找到了一些单独看某一个案子时无法察觉的线索，再动用技术手段，刑警们在第一时间追踪到了嫌犯位于大兴某出租公寓的暂住地。

嫌犯于当天上午落网，但他的第一句话让刑警们吓了一跳：“是因为我杀人的事吧？”

经过核实，此人之前在京北，用同样的手法抢劫一名在写字楼地下车库刚上车的女子，抢劫过程中将人杀死，沉尸河中。就在他落网的当天下午，尸体从河里浮上水面。

虽然有遗憾，但以许春兰为首的刑警们还是感到庆幸：要是再晚一点，这么一个反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还不知道会干出什么：这个刚刚30多岁的男子，此前已经在山西坐了13年牢，他当时的罪名竟然是抢劫警车。

“刑侦技术一直都在进步，不管原来学的是什么，都得永远具备继续学习的能力。你在学，犯罪分子也在学，你得比他们领先一步。”许春兰说，她相信，只要警察总在学习，技术仍在进步，即便魔高了一丈，道总会高出一尺。

多少次抓捕疑凶她都冲在一线

在一个常规上更应该由男性来充任的岗位上坚守，许春兰的付出，远超出了一般人心目中的职业精神的范畴。她曾经遭遇的尴尬，有时候也挺说明问题。

“比如和两位同事一起去办案现场，如果现场负责人和我们不认识，人家总是跟两位男同事握个手，冲我简单点个头。接着就对着我的同事介绍情况……”许春兰所说的这个场面，其实记者也经历过：在一次案件发布会上，虽然记者就坐在她的正对面，但记者的目光始终盯着她旁边的其他刑警，直到介绍她的职务的时候才吃了一惊。

许春兰说，刑警的思维肯定要比普通公众缜密得多，哪怕是在现场抓捕疑凶，也都是经过事先周密策划，有准备、有合作的行动。不过即使如此，偶尔也会遇到正面拼体力的事儿。作为女性一把手，在这方面确实要比别人承担更大的风险。

2010年，她在马驹桥带队抓捕一个绑架团伙。这个团伙屡次在驾车随机寻找目标，确定目标后，突然将受害人拖到车上，索要赎金。抓捕当日，民警们散开各自寻找自己的预定抓捕对象，许春兰在车上控制着前期落网的一名女性团伙成员。正在此时，忽然发现一个疑犯打着手机出现在车头，女绑匪指认了同伙的身份，许春兰孤身上前，突如其来的一个大背跨——哎呀，没背过去！绑匪显然吓了一跳，起初一瞬间还没想明白这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女子干吗跟自己来这么一下。等反应过来边搏斗边准备逃走，却被许春兰死死揪住。附近的民警们赶紧过来支援，在这个空当，许春兰亮明身份，高喊着让旁边的过路市民搭把手。在几位市民的协助下，绑匪终于被按在地上。

在大兴分局就任支队长之后，几乎同样的场景又在廊坊大学城里重演了一遍。在大学城的一幢大楼里，三男两女五名嫌疑人和抓捕他们的民警擦肩而过，直到双方交错而过的一瞬间，刑警才最终确认面前这几个人就是目标，但此时，只有许春兰一个人守在门洞的位置，如果他们跑出去，后面想抓就麻烦了。“这时候就是上也得上，不上也得上了。唯一有利的条件是，我当时背个小挎包，又是女的，在嫌犯眼里完全是路人甲。”许春兰不动声色地靠近嫌疑人，突然揪住其中一名男子，施展起擒拿功夫——第一下还是没成功，不过拖住了对方，正当几名嫌疑人一起围拢过来的同时，在他们身后的刑警们狂奔而来，将几个人一一掀翻在地。

如今，带着140多个支队战友，许春兰奔波在大兴区大要案的现场。她说，你得先把战友当成自己的亲兄弟，战友们才能把你当大姐。“我算是个掌舵的，但遇到事，可不是掌舵的一言堂。你得对兄弟们的业务素质、个人前途负起责任，做得不好的，去指出来，做得好的，有机会就得向上推荐人家。”

“我今年52岁了，干这份工作，还是特有激情。”许春兰解释说：“热爱，是最好的老师。要是让我现在离开这个职业，我肯定掉眼泪。这份工作，没什么刺激可言，有的是敬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