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辛上邪

1974年， 斯德从温哥华搬家到高贵林时，看到查尔斯高中在报上登出招聘羽毛球义务教练的广告。应征成功后，开始了他的教练生涯，并且组建了他的第一个俱乐部。第二年，查尔斯高中的羽毛球活动不开展了，斯德找到河畔中学，在那里继续举办俱乐部。不到一年的时间，参加者从几名增加到四十名。如此这般，斯德将羽毛球的火种在中学生之间播散开来。学生们换了一茬又一茬，所依托的学校也换了几个，到后来租用社区中心的场地办“独立”的俱乐部，斯德的俱乐部生涯一直没有停止。如今名为“维克特”的这个俱乐部已经办了十余年，成员超过百人，而后补申请人上的名单更长。

“价廉物美”是家长和学生对斯德的俱乐部情有独钟的主要原因。俱乐部不仅不牟利，所有委员会成员、教练等还都是义工。如俱乐部目前的三位教练，初级班的教练詹妮尔是高中生义工；中级班的教练凯文已经退休，虽在其他俱乐部工作是有报酬的，但在这里分毫不取；高级班的教练彼得还在上班，将周二和周日两个晚上免费奉献给俱乐部 。俱乐部还需要委员会进行日常维护。委员们全部是家长们自愿申请担任，负责报名、收费、记录学生们考勤，也承担出纳、会计等工作，各司其职，认真负责。成员的报名费仅包括场地租用费和运动保险费，器材设备由斯德来购置。主场地租赁的是社区中心，价格自然不会贵。当俱乐部扩大规模后，需要租用附近一个中学的体育馆时，斯德将体育馆空闲部分转租给一个老年羽毛球队以此降低成本。运动保险费也是货比三家，选了最便宜的。如此精打细算，方能保证报名费的价廉。但俱乐部的教学要求和质量并不低，高级组训练目标是奥运会的预选赛。

此外，孩子们喜欢的是俱乐部的友爱的气氛。“打球重要，但成长更重要。”斯德不仅在意培养孩子们的球技，也在意他们的行为举止，注重与孩子们的交流。他希望孩子们在享受打羽毛球的愉悦的同时，也能健康成长。很多高中毕业离开俱乐部的学生常回俱乐部看看，有的还来做义工。去年，有位在UBC读书的女生送给斯德一件特意为他订做的T恤。俱乐部真的是一个快乐的大家庭。

斯德有四个孩子。在61岁退休之前，为了供养家庭，他一度曾做日夜两份工。可对所主办的俱乐部不仅不谋求任何利润，反而经常倒贴钱。原因简单又深刻，因为他热爱羽毛球。第一次接触羽毛球是十二三岁的时候。有一次他在教堂的椅子上看到一把网线都断了的球拍，拿起来挥舞几下后，内心便闪现出“打羽毛球就是我今生的要做的事情”这样的念头，羽毛球于是成了他的“挚爱”。“那时羽毛球并不普及，更没有现在这样的俱乐部去学习。我都是靠自学。”斯德回忆说，他属于“自学成才”。1940年代，羽毛球还是贵族运动，平民接触的机会甚少，看到有人打球时，他便在旁边观察、揣摩；后来有了电视机，从电视上看比赛也学习了不少；还依靠球友之间的切磋，互相学习、讨论，不断尝试，改进技术。加拿大的比赛不多，斯德常自驾车去美国参赛。

深刻地体会到学习羽毛球机会的珍贵，他很愿意将自己的经验分享、传授给别人，尤其是孩子们。担任教练后，他仍不断学习、思考如何改进球技。现在上了岁数，跑不动了，他便口头指导，让学生们尝试新的创意和想法。中国的羽毛球几乎是“国球”，不仅职业运动员技能高超，即使公园、广场上散打的群众中亦不乏高手，很难体会到基本处于“绝缘”环境的斯德这样的加拿大羽毛球爱好者的不易。他知道羽毛球的强国是中国和马来西亚，曾请朋友帮助联系是否能去这两个国家集训。朋友和大马羽毛球界取得了联系，2000年时他们便去了大马。训练后感受确实不同。而去集训 的资金都是靠斯德筹措。斯德可以不为生活去赚钱，但要为了羽毛球赚钱。

退休后，同样出于兴趣，斯德去学了汽车修理，在自家后院帮朋友修车。本来是修着玩儿的，没想到客户之间口口相传，生意还算兴隆。修车收费低廉，如果是退休人士，斯德有时都不收钱，或者只收零件成本价。日积月累攒起来的修车钱专门用以支持羽毛球俱乐部。羽毛球专用资金的另一个来源是卖可回收的饮料瓶。社区中心的工作人员也很支持斯德， 把社区中心垃圾箱中收集的饮料瓶送给他去卖。每到圣诞节，如果资金充足，斯德会请教练们和委员会去“撮一顿”。斯德说，“维克特俱乐部能坚持十多年，离不开教练们的工作，也离不开优秀的委员会。”因此，圣诞节的聚餐便是他对教练们和委员会辛勤工作的唯一酬谢。

来源：北京晚报 北晚新视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