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演义”爱“三国”?胡适关于《三国演义》的几点解说
2023-07-10 14:32

回想“五四”时期,几乎所有的传统观念都受到了重新审视。当时极具开拓精神、富有开阔视野的一代学人所做的工作,许多至今是我们研究的基点。譬如前数年电视讲座上热闹地品读《三国演义》之类,其实乘“五四”风云而起,“暴得大名”的胡适早就认真做过,并且得出了许多与今人不甚相合,却极富启发意义的看法。

古本《三国演义》插图

在当时人的观念里,“小说”云云,“随意杂说者也”,是引车卖浆之流喜欢的玩意儿,难登大雅之堂。但是,经过学界重镇梁启超的大力鼓吹,再经由蔡元培、胡适乃至鲁迅等一流人物参与研究,写出专论专著,小说的地位渐次提高,也引起了学者及大众的重视。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曾随胡适研习过《红楼梦》的安徽绩溪人汪原放,陆续将多部旧小说用新式标点重新点读出来,由上海亚东图书馆排印出版,引起了很大反响。用胡适的话说:“他(它)在教育上的效能一定比教育部颁行的新式标点符号原案还要大得多。”值得一提的是,这多部小说,后来都由风头正健的胡适详加考证,写出评论考订文字,予以重新估价。旧小说由新文人作考证,当然另有一番气象。这也是引起人们注意的一个亮点。

《水浒传》(亚东图书馆足本)施耐庵 罗贯中 著 汪原放校点 胡适考证

胡适最早写出的,是关于《水浒传》的考证,时间在1920年7月。此文洋洋洒洒,达数万字。1922年5月,他又为汪原放标点的《三国志演义》写出一篇研读性序言来。这一篇,他却似乎没有太多话要说,只是就几个突出问题谈了自己的观点。这与胡适对《三国演义》的看法以及他当时侧重的研究方向有关系。1917年时,胡适在回复钱玄同的一封信中说:“故鄙意以为吾国第一流小说,古惟《水浒》、《西游》、《儒林外史》、《红楼梦》四部,今人惟李伯元、吴趼人两家,其他皆第二流以下耳。”李伯元的代表作是《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代表作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胡适心目中的古代第一流小说,没有《三国演义》,甚至它连《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也不及,这其中的缘由,他在给此书写的研读性序言及其他阅读文字里有更为详细的解说。

《三国演义》为何一直以来都能引起人们的想象和兴趣呢?胡适认为“这也是很自然的”。从历史研究的角度,从人们的心理倾向上看,三国时期都很容易引发人的兴味。对此,胡适有一节通贯中国历史,又很独到、有意思的解说。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七个分裂的时代:春秋战国;楚汉之争;三国;南北朝;隋唐之际;五代十国;宋金分立时期。这其中,南北朝与南宋时期都是不同民族的分立,中国人心理上总有一点“华夷”观念,所以对“北朝”史事都不大注意,因而就不大容易形成历史演义。南宋时期同样,小说也只是《说岳》等有限且影响不大的作品。其余的几个分立时期,应该可以成为演义小说的好材料。为何?这种时期:“人才容易见长,勇将与军师更容易见长,可以不用添枝添叶,而自然有热闹的故事。”

可为何这几个分立阶段,偏偏只有“三国”时期,最后被充分“演义”,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影响呢?关于这一点,胡适的解说颇有启发意味:“春秋、战国的时代太古了,材料太少了;况且头绪太纷繁,不容易做得满意。楚、汉与隋、唐又太短了,若不靠想象力来添材料,也不能做成热闹的故事。五代十国头绪也太繁,况且人才并不高明,故关于这个时代的小说都不能做好。”只有三国时代,魏、蜀、吴三方的人才可算势均力敌,《三国志》及裴松之的注里保存了大量材料,颇有小说趣味,“因此,这个时代遂成了演义家的绝好题目。”这个见解,不仅是文学的,也是历史的、心理的,这大约是须有现代观念和知识眼光的人才做得出来。

胡适当时对《三国演义》的形成,有一个总体认知:即它“不是一个人做的,乃是五百年的演义家的共同作品”。这是一个基本事实。远在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的《骄儿》诗中就有了“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戏谑张飞的虬曲胡须,笑话邓艾的口吃)这样牵涉三国人物的诗句,可以证明晚唐时已经有“说三国”的情形了。苏轼在笔记《东坡志林》里,也记载了当时小孩听书时的情态:“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小儿顽皮,家里人也讨嫌,只好给他们一点小钱,让他们去听人说书。说的书里,三国故事极为吸引人。人们听见刘备吃了败仗,都皱起眉头甚至落泪;可听见曹操败了,都高兴畅快起来。可见宋代时三国故事已颇为风靡,并且形成了“拥刘贬曹”的民间观念。

唐宋以降,三国故事更丰富了。元代是我国杂剧创作的繁盛时期,这其中有大量诸如《卧龙岗》《三战吕布》《哭周瑜》《单刀会》《博望烧屯》《诸葛祭风》《五丈原》之类三国故事的作品。从这些名称及现存杂剧内容,“可以推知宋至明初的三国故事大概与现行的《三国演义》里的故事相差不远。”“最可注意的是,曹操在宋朝已成了一个被人痛恨的人物,诸葛亮在元朝已成了一个足计多谋的军师,而关羽已成为一个神人。”这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的描写、判断如出一辙。

散文的《三国演义》,据胡适看来,应当是从宋代以来“说三分”的“话本”演进变化而来。自然,当时的“话本”,还是较为浅陋的。同已经风行的《水浒传》相比,用当时学者的评价:“二书浅深工拙,若霄壤之悬。”我们今天通行的《三国演义》,是经过清初毛宗岗大加整理后的本子。对毛宗岗的贡献,胡适认为“最重要的有几点”:(1)文字上的修正:“俗本(即明本)之乎者也等字,大半龃龉不通;又词语冗长,每多复沓处。”(2)增加有文学吸引力的故事:“如关公秉烛达旦,管宁割席分坐,曹操分香卖履,于禁陵阙见画,以至武侯夫人之才,康成侍儿之慧,邓艾凤兮之对,钟会不汗之答,杜预《左传》之癖。”(3)添入了孔融《荐祢衡表》,陈琳《讨曹操檄》等文章,增加了“演义”的文化分量;(4)删削了一些不利于作品主题的文字;(5)删削了一些不必要的诗词;(6)辨正了一些不够合情理或不甚妥帖的故事。从今天的深切影响及传播广度看,对于《三国演义》,毛宗岗实在功不可没。

在做了一番考察后,胡适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三国演义》)仍旧只可算是一部很有势力的通俗历史讲义,不能算是一部有文学价值的书。”为何?胡适说出两个原因:“第一,《三国演义》拘守历史的故事太严,而想象力太少,创造力太薄弱。”还认为:“此书中最精彩,最有趣味的部分在于赤壁之战的前后,从诸葛亮舌战群儒起,到三气周瑜为止。”在胡适看来,这个时期,三国人才会聚于此,“演义”家们得以尽力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打破了历史事实的藩篱束缚,因此能将此时“写得很热闹”。他这样比较:“《水浒传》全是想象,故能出奇出色。”由此,我们摸清了胡适对于小说的要求:有想象力、创造力。而《三国演义》过分拘泥史实,因而不能看作小说(演义),尤其无法作为杰出小说看。

第二点,胡适认为:“《三国演义》的作者,修改者,最后写定者,都是平凡的陋儒,不是天才的文学家,也不是高超的思想家。”他举例说,书中尽力写诸葛亮的足计多谋,结果“竟成一个祭风祭星,神机妙算的道士”。他们写刘备“仁义”,最终只能写一个“庸懦无能”之人。想写出关羽的神武,“然而关羽竟成了一个骄傲无谋的武夫。”(这些也是鲁迅对此书人物描写的看法。胡适在文尾有小注:“作此序时,曾参用周豫才先生的《小说史讲义》稿本,不及一一注出,特记于此。”说胡适这些看法得益于鲁迅,当不属冒昧。)

其它譬如文学的技术,胡适认为:“更‘平凡’了”。“文学的技术最重剪裁。会剪裁的,只消极力描写一两件事,便能有声有色。《三国演义》最不会剪裁,故此书不成为文学的作品。本领在于搜罗一切竹头木屑,破烂铜铁,不肯遗漏一点。”

有趣的是,尽管因为这么几点,胡适不认可《三国演义》为文学作品,但是,事实在前,他又不能不承认:“然而《三国演义》究竟是一部绝好的通俗历史。”甚至“在几千年的通俗教育史上,没有一部书比得上它的魔力”。数百年来:“无数的失学国民从这部书里得着了无数的常识与智慧,从这部书里学会了看书写信作文的技能,从这部书里学得了做人和应世的本领。”《三国演义》是一部“趣味浓厚,看了使人不肯放手的教科书”,甚至“‘四书’‘五经’不能满足这个要求,二十四史与《通鉴》《纲鉴》也不能满足这个要求,《古文观止》与《古文辞类纂》也不能满足这个要求,但是《三国演义》恰能供给这个要求”。

说到这些,胡适也许没有想到,有如此“魔力”,包含这么多“常识和智慧”,“趣味浓厚”,能使人“学得了做人和应世本领”的著述,仅是一部通俗历史能够达到?他的这些举例,恰恰证明了《三国演义》是一部包罗丰富,有高度文学技巧(产生魔力来源),源于史实又超乎史实的文学作品。虽然胡适当时是在以他见到的国外文学作品作为标尺,可回到中国的文学源流,并以国外作品的“魔力”“文学技巧”“剪裁本领”等特征衡量,《三国演义》的确仍是一部真正的、了不起的文学作品。

当然,在这里并非想与先贤争论一番。我们只是感觉到,当时许多研究虽属草创,但观其眼界、魄力、气象,均非今天的摆弄许多小噱头可比,仅仅胡适见出“三国时期最易成为小说题目”一点,对今天人们的认识,就仍然有很大的启发。

(原标题:为何“演义”爱“三国”?)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 杨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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