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是出生在北京的艺术家，但他创作高峰时期有三年是生活在青岛的。

去青岛时，我最想访谒的景点有四处：康有为故居、弘一法师曾经讲学的湛山寺、闻一多任国文系主任的国立青岛大学和老舍故居。后两处还有交集：作为近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闻一多、老舍均曾于青大执教，只不过老舍1934年9月任国文系教授时，青大已更名为青岛山东大学（以下简称山大），而此时，闻一多已转赴清华大学任教两年余。

那日天气晴好，在去老舍故居的路上，发现诸多欧式建筑竟串连起一条近代青岛的文脉：康有为、闻一多、沈从文、梁实秋、洪深、萧红等文化名人故居应接不暇。沿大学路林荫道北行至黄县路，拐入的一条窄巷中，一座红瓦黄墙、面南背北的二层德式小楼便为老舍故居。黑漆铁皮拉丝大门两边，分别挂有“老舍·老舍”和“骆驼祥子博物馆”两块竖牌。前者倒不是老舍名字的有意重复，而是寓意“老舍的老房子”；后者则表明老舍的长篇代表作、被他称为“笔尖上都能滴出血和泪来”的《骆驼祥子》正是写作于此。

那时的老舍手头拮据，全家五口人仅租住这栋洋楼的一层，目测不过百平，此前的租户系黄宗英三兄妹。一层围绕老舍的生平及创作，设图文及展品陈列室，陈列家人捐赠的老舍生前物品。洋楼的二层现辟为活动室，老舍的读者常举办诗文品读活动。

这里先转移一下场景，说说老舍去青岛的缘起。

老舍1930年从新加坡回到上海，那时的他以《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等作品享誉文坛。后来他接受济南齐鲁大学的聘请，讲授“文学概论”“小说作法”等课程，同时编刊并撰译不少作品。《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等作品即于此间完成。但有一桩无法弥补的憾事是，他任职济南期间的心血之作、已交付上海商务印书馆的长篇小说《大明湖》，在日本发动“一·二八”事变轰炸商务印书馆时焚毁。由于老舍未留底稿，这部长篇就此与读者无缘。不仅如此，“七七事变”前后，他的两部长篇（一为《病夫》，另一部尚未命名，底稿遗失于齐大宿舍），加上他从欧洲返国途中所写却被自己放弃的长篇小说《大概如此》，共四部长篇小说未能面世。

1934年夏，老舍辞去齐大教职来上海。他曾说过：“我不是去逛，而是想看看，能不能不再教书而专以写作挣饭吃”，但很快“心中凉下去”，觉得当职业作家的想法并不符合实际，“专仗着写东西吃不上饭”（《樱海集》序）。正所谓学剑（老舍尚能武术）未成，尚能教书，便跟随一位齐大的同事来到山大。

老舍在山大开设了“欧洲文艺思潮”“外国文学史”“高级作文”等课程。在课堂上比较严肃的他，课外却对学生态度热诚，常在家中接待前来求教的学子，并乐于为他们答疑解惑；另一方面，作为小说作家，他又时感教学、查资料、备课、编讲义占据了自己太多的精力，故在1936年学期结束后，坚辞山大教授一职。老舍在青岛主要建树还在于小说的创作，除《骆驼祥子》外，长篇小说《文博士》、中篇《我这一辈子》、短篇小说代表作《月牙儿》（从《大明湖》的情节化出）也在此时问世。

可以说，青岛三年，是老舍一生创作的高峰期。有意思的是，老舍自放为“职业作家”的一年，和当年去上海一样，还是不足以养家，故“七七事变”后，为稻粱谋，只好又回齐大任中文系主任。

老舍在山东共七年，济南齐大四年、青岛山大三年。在忘我的写作中，同时还要面对生存的煎迫。不由让我想起孔门先哲颜子，一箪一瓢，贫居陋巷而不改其乐，那当然是人生的超脱境界。但肩负养家重轭的老舍，关乎者非己一人，又如何能超脱得了？故而只能在创作和谋生间寻得平衡。

如果不是手头拮据，老舍本来是可以和青岛再续前缘的。王统照先生曾在《忆老舍》一文中提到，日军投降后，老舍曾于信中托他在青岛购置一所小房子，想安心地过他晚年的生活。老舍之所以有此念想，是以为日本战败后，留在青岛的许多楼房定会廉价出售，岂知接收大员们的一番操弄，使得青岛房价非但没降，还大幅上涨，已非老舍的财力所能担负的了。

青岛之于老舍，是生命中一段重要的文学缘，那时的他，也就三十六七岁的年纪，正值创作的黄金期，在写了《黑白李》之后，仍矻矻以求，把笔触转向他所熟悉的市民底层，文字“泪中有笑，笑中有泪”，不乏沉哀、辛辣和充满现实关怀的生动表达。

（原标题：老舍在青岛）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 喻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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