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坐游船在大运河京冀段游览，经过榆林庄船闸时能看到坐落在运河南岸的一座静谧乡村，这里就是大运河京冀段沿线临河最近的村庄——漷县榆林庄村。村子距离运河最近的地方不足百米，也是全区唯一的堤内村庄，但是榆林庄村民却很自信：“水再大，也淹不了村子。”这份自信不仅来自于如今的各种防汛措施，还源于村子上百年来筑堤防汛的悠久历史。

乾隆御赐榆林序言

《北运河水务钞关图》

《北运河开河祭祀图》

村史寻渊源：榆树制成汛期拦水临时设施

我们先到村口的村史馆中找找榆林庄村与运河防汛的渊源。走进村史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只铁制船锚和一些修补漕船的工具。村书记郝洪恩介绍，由于毗邻运河，榆林庄村深受漕运影响，这些老物件都是从村民处收集而来，可以说样样儿都包含着运河元素。

村史馆讲述了榆林庄村的前世今生。一幅名为《御赐榆林图》的画作就介绍了榆林庄村的由来，画中串串榆钱缀满枝头，身着龙袍的男子正在背手观看，身旁是一名身着官服的男子。郝洪恩说，画中两人分别是乾隆皇帝与大学士刘墉，展现的是清乾隆十六年至乾隆四十九年，乾隆皇帝自水路六下江南，有一次经过榆林庄村时的情景。

当时恰逢春季，乾隆看到岸边榆树上成串的榆钱挂满枝头，榆树林中间还有一处村落，他来了兴致并命人将船停至岸边下船游览。乾隆问刘墉：“林南村庄其名何也？”刘墉答：“北树林也。”喜好风雅的乾隆对这个名字显然不满意，立刻根据河边成片的榆树林将村庄更名为榆林庄，随后百年间这里的名字再也没变过。榆树林为村里留下了历史典故，但这些榆树可不仅是美丽的景观，它们更在防汛中发挥了大作用。郝洪恩说：“当年运河汛期拦水的临时设施几乎都是由运河两岸的榆树制成，即便长时间泡水，榆树也不会腐烂，正是防汛的好材料。”

开漕节是运河文化中独具特色的一幕，村史馆中另一幅名为《北运河开河祭祀图》的画作就传神地再现当年场景。画中清晰可见官祭与民祭的区别。官祭队伍在画作的中心位置，摆放着香炉、牌位与贡品的供桌置于河边，一旁参与祭拜的官员衣着整齐站成两排，毕恭毕敬地向供桌上的牌位鞠躬。而画面上方则是民祭队伍，他们显得更加淳朴。可能是上一年发生过水患的缘故，参与祭拜的民众将猪、牛、羊等牲畜纷纷扔进河中，以祈求新一年的风调雨顺。值得注意的是，画面右侧，树上有一口铜钟，由一条绳子相连。郝洪恩说：“根据村中老人回忆，由于榆林庄村距离运河很近，村民担心河水上涨危及村庄，所以在河边的树上挂了一口钟。如果发现水位异常，则会第一时间摇钟通知村里人。”这可以说是运河边村民汛期防范的最初形式。

还有一幅《北运河水务钞关图》则讲述了榆林庄村与运河钞关的关系。钞关是收税的关卡，于明代设立，是中央设在地方的税务机构，一直到民国年间才被裁撤。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南北贯通，商贾络绎，对过往船只、商品征收的关税是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钞关作为京杭大运河上的税收关署，既是京杭大运河畅通的产物，也是商税制度在明代发展的必然结果。当时全国有八大钞关，其中七座在大运河上。村史馆中记录的四爷台钞关就是古时收税的关卡，也是漕运船只进入北京的最后一道钞关。郝洪恩介绍，四爷台钞关的遗址就在现今榆林庄船闸附近。

《御赐榆林图》

清末民初时期的委任状，将运河防汛工作交给了榆林庄村的郝国玺。

清末河长：带领村民守住30公里大堤

村史馆中心位置有三张清末民初时期的委任状与嘉奖令，古老文件的字里行间显示出，榆林庄村从百年前就有“河长”，虽然官职名称不一样，但是工作内容别无二致。这些文件是村里年过九旬的郝阔庭老人的“传家宝”，上面记录的人都是他的祖辈。

郝洪恩指着一张清宣统年间的委任状介绍，委任状是写给当时担任通州地区的张姓主官。委任状中将运河防汛交给了一位叫郝国玺的人，此人正是郝阔庭的祖父。至于原因，委任状中解释为“在检查北运河大堤修筑时发现河两岸栽种浮柳时草率敷衍，并没有认真栽种。所以委派榆林庄的郝国玺完成这项工作。”委任状的结尾还特别提到了“勿违特谕”，说明当时对于运河防汛工作的重视。

委任状的末尾还特意注明了郝国玺管辖的范围。不仅包括现在榆林庄村，还有距离村子10公里的里二泗、张辛庄、小圣庙等九个地方。“祖辈们的管辖区域涵盖了如今的漷县镇以及其他乡镇共30多公里的河岸，他们在河岸上修堤护坡，保护两岸人民的安全。”郝洪恩感慨地说。

当年的河长都干什么？郝洪恩介绍，当时郝国玺带领村民们在运河河岸边修堤植树，保护运河两岸30多公里范围内村庄的安全。同时，定期巡查区域内的船闸，保证其在汛期可以正常运转。运河沿岸有些村庄地势低洼，汛期时郝国玺还要带着村民前往涨水的地方修筑堤坝。不下雨的时候，郝国玺就带领村民在附近抬高地基，现在榆林庄村有些地基比大堤都高，就是当年的功劳。

治河就是治运，当时运河是南北往来的黄金水道，定期疏浚河道保证船只畅通无阻也在郝国玺的“河长任务清单”上。“清河岸、清河面、清河底，这与现在河长的职责别无二致。只不过当年没有现在的河道清理设备，想要检查河底只能派遣水性好的河工潜水检查。即便是这样，先辈们也没有让运河出现大规模汛情，或是船只堵塞事件。”郝洪恩说。

从清末到民国，郝国玺一直在治理运河，出色的工作受到了奖赏。1923年，中华民国内务总长高凌霨签发了一张《内务部河务奖章执照》，郝国玺获得了内务部授予的五等银色单犀河务奖章。1926年，中华民国财政部又将榆林庄村十余亩土地奖给榆林庄村民郝治，也就是郝国玺的父亲。郝洪恩说：“这些文件就是对先辈们治理运河有功的奖赏，郝阔庭老人一直将原件保存到现在。”

郝国玺治理5作的嘉奖令。

历史上的河长：“保养”大运河体现古人的智慧

京杭大运河自隋朝开凿之后便成了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水道，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于运河的治理都颇为上心。据记载，唐朝的中央六部中工部下有水部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掌管天下河流、水渠、渡桥、漕运等水利方面的政令。另设部门都水监，设都水使者若干，掌内外河渠、渡口、桥梁、堤堰疏浚之事。自此都水监作为治河部门贯穿了唐、宋、元三朝。

到了元朝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元世祖忽必烈命郭守敬为都水监事，负责元大都运河的施工。第二年，郭守敬在通州和积水潭之间开凿了通惠河，这也是大运河最北的一段。郭守敬不仅根据元大都的地形地貌解决了通惠河的水源问题，而且按地形地貌变化及水位落差，在运河中设闸坝、斗门，解决了河水的水量和水位。忽必烈看到通水的通惠河非常高兴，命郭守敬以太史令职兼提调通惠河漕运事，他也成为了历史上最有名的“运河河长”之一。

时间来到明代，京杭大运河的名字变成了漕河。那时的官员既要负责对运河的治理，包括疏浚河道、补给水源、修筑闸坝堤堰等，也要保证漕粮按时按数运抵京城，可以说将治河与治运相统一。

而到了清朝，大运河上各个河段的河长更显示出各自的治河智慧。清乾隆七年，河东河道总督白钟山就在管辖范围内推行“杏叶勺捞浚法”。即每段用浚沙船若干，每只船配有船夫四名，船夫手持长柄“杏叶勺”，勺上拴布兜再插入水中捞沙。

施工前，水性好的船工先潜入水底，通过河底泥沙的深浅确定杏叶勺深入水下的距离。然后各只浚沙船如雁翅排开，自上而下依次浚捞流沙。而船上的船工则根据捞出的泥沙体积结算工钱。当年的机械化程度普遍较低，这种方法对于疏浚运河河道颇为有效。此外，清朝时期运河捞浚还有大修与小修之别，小修一年一次，大修根据河道情况而定。

为了防止运河河堤出现决口，两岸治河官员还会常备桩埽。据记载，桩埽为用木桩及高粱秆、芦苇、稻草、麦秸为原料的填梢护岸塞决口的治河用具，因其成本低且取材方便，治理效果好，被各地治河官员常备。

榆林庄村坐落在榆林庄船闸附近的运河南岸，是大运河京冀段沿线临河最近的村庄。本版摄影 党维婷

现在的河长：汛期每周走一遍辖区河道

对河务的关注已经刻入了榆林庄村人的基因里，如今的河长正是村书记郝洪恩。说起现在的河务他熟稔于心：“榆林庄村是通州区唯一一个堤内村庄，而且村东是北运河，北边是凉水河，西边距离凉水河的支流也不远，村子不大却被三条河流环绕，河长责任很重。尤其是汛期，我每天都要抽出至少半个小时巡河，每周要把村庄辖区内的河道走一遍。”

除了劝阻市民在河边游玩的危险行为，水位的涨幅以及河边、河内的杂物也必须十分关注。郝洪恩说，河长的职责是保障辖区内的河道“三查三清三治”，其中河岸、河道、河底都要保证干净整洁。目前河岸垃圾基本都是由村里的保洁队打扫，河道和河底的杂物垃圾则需要上报，由相关部门清理。每次参与清理河内与两岸垃圾时，郝洪恩的思绪总能回到百年前，榆林庄村的祖祖辈辈都在用自己的力量保护着村庄与百姓。

如今，大运河仍在静静流淌，向世人诉说着悠久的历史故事。在各种治河新设备的加持下，郝洪恩等运河“河长”再也不用那么担心了。他说：“榆林庄村治河历史悠久，我也要接过接力棒，继续护河安全。作为大运河北京段距离河面最近的村庄，也欢迎大家来榆林庄做客，感受运河第一庄的深厚底蕴。”

来源：北京城市副中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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