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克街的灯光

1891年，柯南·道尔在一封给母亲的家书中提道：“我在考虑要把福尔摩斯杀掉，他占据了我太多心思，害我无法去做其他更有趣的事情。”他的母亲回复他：“不行！万万不可！你不能这么做！”她不仅请求道尔不要“杀死”福尔摩斯，甚至还为他想好了新的梗概。

　　英剧《神探夏洛克》中的福尔摩斯与华生医生。

又过了两年，柯南·道尔实在不想再被杂志社逼着写福尔摩斯探案故事了，于是在该年十二月出版的《最后一案》中，他利用福尔摩斯的死对头莫里亚蒂教授之手，将这位大侦探推落瀑布下的深渊。愤怒的读者对此反应之激烈超出了作家本人的想象：退订杂志、成立“让福尔摩斯活下去”后援会，柯南·道尔上街的时候甚至还要带枪自保……

刚到英国的时候，我规划的路线与很多游客一样，在参观了大英博物馆后，就会到附近的贝克街去寻找福尔摩斯的旧居。跟着手机地图，仔细辨认着“贝克街221B”这个门牌，同时还期待着从房子里会突然传出福尔摩斯悠扬的小提琴声。

说来也奇怪，在全世界的读者心中，所有人应该都知道福尔摩斯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但他就是活生生地存在，哪怕作者本人都握不住主宰他命运的笔。柯南·道尔后来还是在群众强大的压力下，再度以福尔摩斯为主角，写出了《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并在两年后的短篇《空屋》中让福尔摩斯“起死回生”。神探归来，粉丝无不欣喜若狂，新作又是满堂喝彩，畅销一空。

多年过去，福尔摩斯依然陪伴着我们，以各种方式牵动着读者与观众的心。这一经典侦探形象在2012年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影视作品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文学人类角色；当英剧《神探夏洛克》第二季季终福尔摩斯从屋顶跳下时，超过900万的观众在收看剧集直播；其他相关的电影、剧集和“同人二创”更是层出不穷，福尔摩斯同人文的作者里甚至包括了约翰·列侬（短篇福尔摩斯仿作）、岛田庄司（《被诅咒的木乃伊》）、尼尔·盖曼（《易碎物》）这些“大神”。

百家争鸣的维多利亚时期

柯南·道尔当然还称不上是推理小说的鼻祖，他的前面至少还排着美国的爱伦·坡、英国的狄更斯、柯林斯等人。1887年第一本福尔摩斯探案小说《血字的研究》出版时，已经是维多利亚时代（公元1837年至1901年）的后期了。

维多利亚时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篇说道：“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十九世纪的英国国力盛极一时，在工业革命与自由市场的基础上，经济蓬勃发展，但与此同时，贫富差距悬殊，阶级压迫骤剧。饥荒、殖民、进步、繁华、矛盾、动荡……均反映在了包罗万象的文学作品中。

在过去，警探不过是维护统治者的工具，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警察和侦探却成为了人民的财产保护者和社会法律的维持者。现代的推理小说，正是在此时随着社会的发展诞生的。福尔摩斯的身上体现了一种维多利亚时代的实证精神——“一种基于理性和科学的信念”，而中层社会的人们渴望安定，渴望财产受到保护，一个超人式的侦探，自然成了他们心中的英雄。

这一时期的英国文坛百家争鸣、大放异彩。也因识字率大幅提升，出版技术日益成熟，报章、杂志、书籍大量涌入市场。一方面，从出版家的立场而言，文学不分雅俗，只要能畅销，于是通俗小说崛起。另一方面，著名作家担起了“文以载道”的重任。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以自传性视角描述制造业虐待童工的恶行；《雾都孤儿》反映底层孤儿的凄凉生活；威廉·萨克雷的《名利场》淋漓尽致地讽刺人们“金钱至上”的现象；乔治·艾略特与勃朗特三姐妹的诸多作品也反映出女性在社会上蒙受的不公困境。

在这样一个文学迎来盛典的时期，柯南·道尔不愿一直写福尔摩斯的故事，是因为他的志向并不在于此。最开始他创造出侦探福尔摩斯与华生医生，只不过是因为他的诊所门可罗雀，无聊至极又渴望赚些外快罢了。

但即使是休闲的通俗文学，福尔摩斯探案集却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除了结构严密、高潮迭起、悬念营造氛围成功这些优点以外，最重要的是福尔摩斯这个人物不是凭空捏造的、苍白的。他是柯南·道尔以在爱丁堡大学读医科时的一位外科教授为样本，另外融合了一些作家自己的特质而形成的真实形象。他有善于观察和推理、勇敢的一面，也有神经质、古怪的一面，双重个性有血有肉也有弱点，才会吸引了大批读者。此外，福尔摩斯探案故事也并没有与社会脱节，很多故事侧面都反映了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以伸张正义为主题，对不道德、不人道的思想予以谴责，这样的故事在今天读来仍有不小的启示。

柯南·道尔一直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写严肃的历史小说。在他看来，侦探小说不过是流于市井的作品，没有永存的价值。然而，从今天回望过去，正是福尔摩斯使他得以名留青史，并形成了“推理小说”这一日后风靡欧美的文学流派。无论作者多么不以为然，作品自身已经证明了它动人的艺术魅力。

“福尔摩斯”来中国

侦探小说传入中国是在晚清。1896年，梁启超主编的上海《时务报》首次刊载了福尔摩斯系列小说。丝毫没有水土不服，这位来自西方的名侦探也迅速受到了中国读者的仰慕与追捧。1899年，素隐书局将《时务报》上陆续刊载的福尔摩斯中译故事集结成册，名为《华生包探案》，与当时林纾所译的《茶花女遗事》一并风行一时。翻译西方侦探小说的热潮由此展开，并在1903年至1909年间达到了第一次顶峰，据阿英《晚清小说史》的描述：“当时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是没有。如果说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要占五百以上。”林纾、刘半农、周瘦鹃、周桂笙、周作人等译家，都曾投身于翻译侦探小说的工作当中。

1903年清末著名谴责小说《老残游记》第十八回“白太守谈笑释奇冤 铁先生风霜访大案”中，还出现了如下的对话：

白公道：“然则宫保的信是谁写的？”

老残道：“我写的。应该见死不救吗？”

白公道：“是了。未死的应该救。已死的不应该昭雪吗？你想，这种奇案，岂是寻常差人能办的事？不得已，才请教你这个福尔摩斯呢。”

故事中，老残按照西方侦探的推断方法破了案子，抓获了凶手，这大概是“福尔摩斯”一词第一次在中国小说中出现。西方侦探小说中的悬念与理性、讲求证据的破案方法，与中国传统的清官酷吏秉公审案、严刑拷打的人治手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福尔摩斯因此成为当时一批新式知识分子心中的偶像。

侦探小说之所以在当时如此吸引读者，首先是其中的悬念感，让人有如在参与智力游戏；其次，彼时中国正处于新旧转型时期，侦探推理小说也是普及现代法制和科学的非常好的教科书。“福尔摩斯们”的进入，还激励了一批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侦探形象出现，如霍桑、鲁平等。

不过，就像柯南·道尔本人看不上福尔摩斯一样，将推理小说视为文学末流和低级趣味的观点也一直存在。对此声音，也许钱锺书先生会第一个不同意。上世纪八十年代，钱锺书有一次对前来拜访的后辈坦白承认，自己小时候特别喜欢阅读惊险小说和推理小说，十一二岁时发现家里有两箱林纾的翻译小说，“有如发现了一个新的天地”。除了狄更斯、司各特的作品，他更喜欢看哈格德的惊险小说，他还说：“我最初学外文的动机，就是想有一天能痛痛快快地读遍哈格德的原著小说……一个人不可能一天到晚只读经典和严肃的著作，也可以读一些有趣味的消闲作品，看看惊险小说侦探小说同样可以增长学问的。”杨绛在《我们仨》一书中也提到过，他们一家三口都是推理小说迷，他们的女儿钱瑗更是对推理小说爱不释手，已经到了“见到必买，买来必看”的地步。

由此可见，阅读推理作品完全不要有什么“趣味”上的负担。尤其进入当代后，中国的侦探小说也可喜地迎来了多元化发展的阶段，如马伯庸、冶文彪、麦家、蔡骏、周浩晖、陈浩基、雷钧等人的作品各有特点，作品的时空和题材内容也更加多样，折射着社会的不同面貌，等待读者去进一步探索这个充满冒险与奇思的世界。

（原标题：追寻福尔摩斯的身影）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路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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