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军长征的历史上，“四渡赤水”堪称是最惊心动魄、最精彩的战例。

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所著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也写到:长征是独一无二的,长征是无与伦比的。而四渡赤水又是“长征史上最光彩神奇的篇章”。

毛泽东得意在哪里？“四渡赤水”神奇在何处？

在红军长征的历史上，“四渡赤水”堪称是最惊心动魄、最精彩的战例。

从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从遵义一带向西挺进，到1935年3月31日红军南渡乌江，进至贵州省息烽西北地区，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在三个月的时间里，转战川贵滇三省，巧妙地穿插于国民党军队重兵集团围剿之间，不断创造战机，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摆脱了40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典范。

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在三个月的时间里，转战川贵滇三省  康静 摄

重温大量记载“四渡赤水”的历史资料，我们可以发现，“走”“打”结合:以“走”调动敌人,为“打”创造战机;以“打”挫败敌人,为“走”创造条件。在“走”“打”的同时,又辅之以“变”和“诈”,即敌变我变,兵不厌诈。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化被动为主动,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和作战地区,在数十万敌人之间飘忽往来,主动创造和寻找战机,有效歼灭敌人,从而牢牢掌握了战场主动权。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对此作了生动的描述：

1935年2月16日，红军接到以下命令，这也可以被看做是长征路上的口号：“我们必须准备走大路，也必须准备走小路。我们必须准备走直路，也必须准备走弯路。我们决不能损坏财物，因为我们还可能回来。”

命令是中央军委下达的，听起来却纯粹是毛泽东的风格。接下来的六周时间内红军的生死就由这个口号掌控。红军在这段时间里迂回行进、来回穿插，他们后来再未接到过如此令人迷惑的命令。蒋介石和他的将领为之大惑不解。有时候国民党对红军行踪的报告比实际情况几乎晚了一周。

国防大学军事史专家徐焰和马祥林在《重解长征之谜》一书中点评“四渡赤水”：红军长征行军路线的标图中，最为复杂曲折的路线是在贵州遵义及其西北地区，即四渡赤水的行军路线。有人形容此时的红军为：瞻之在前，忽而在后，空灵奇幻，如神龙在天，见其首而不能见其尾，把蒋介石和他的高级幕僚玩弄于股掌之间。

《长征组歌》中豪迈地唱到：“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刘伯承元帅回忆起四渡赤水时，深刻地指出：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我军一动，敌又须重摆阵势，因而我军得以从容休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待敌部署就绪，我却又打到别处去了。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处处挨打，疲于奔命。

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根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不断调整行动方向。及时从失误中吸取教训，从失利中寻找胜机，化不利为有利，化被动为主动，一次次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转坎坷为通途，不仅体现了红军顽强不息、百折不挠的精神，也同样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指挥艺术的伟大之处。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专家金一南教授在《苦难辉煌》一书中写到：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

所举四次败仗，两次发生在四渡赤水之间。

又有《长征组歌》中豪迈地唱到：“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两次败仗与用兵真如神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金一南教授在分析了两次战斗的成败之后写到：伟人从来不是不犯错误的人，从土城战斗失利后立即放弃北上渡江计划改为西渡赤水，到古蔺、叙永一带受阻马上采纳彭徳怀、杨尚昆建议改取川滇黔边境，皆可见工农红军“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机动灵活战略战术又回来了。说毛泽东又回来了，意义正在这里。红军请回来的不是一尊万无一失的神，而是一位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的实事求是的人。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与非凡，毛泽东作为这个党的领袖的伟大与非凡，并不在于那种充满佛光神意的被神化的计划或预言，而在于它的实践。

不屈不挠的、百折不回的实践。

那是共产党人最富生机和最为鲜活的灵魂。

来源:北京晚报 北晚新视觉网 记者 霍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