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辛上邪

 杜甫

古人对墓志很看重，毕竟是盖棺定论、流传千载——过去的墓志是刻在石头上埋在墓中；挖坟掘墓又是斩立决的罪；民风淳朴，老百姓对坟墓有天然的尊重，无论田地怎么划分，都不动原有的坟墓——因此老祖宗们误以为坟墓会万年安好，继而对墓志相当重视，请谁写墓志也就成了一件颇有讲究的事。

杜甫出身名门，胸怀大志，生不逢时，一生潦倒。晚年漂泊荆楚时，“竟以寓卒”。杜甫至少有三个儿子，最小的儿子饿死了，《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中所写的“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是也；长子宗文鲜被提及；次子宗武深受喜爱，杜诗中数次体现，如《宗武生日》、《忆幼子》、《遣兴》等，被杜甫夸赞为聪慧的好男儿。可惜宗武在将杜甫的棺木迁葬回故土之前，也客死异乡，“病不克葬，殁”。宗武的儿子嗣业家贫，在杜甫去世四十余年后，于元和年间，才勉强将杜甫的遗骸迁回首阳山重新安葬。途经湖北时，因知元稹爱杜诗，便请元稹为杜甫撰写墓志。

元稹不愧为杜甫忠实的“粉丝”。在其所写的杜甫墓志《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元稹从《诗经》说起，一路综述中国诗歌发展史说到杜甫，“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今人之所独专也。”沈佺期、宋之问对五七言律诗的定型有重大作用，苏武、李陵过去一直被误以为是汉末一批五言诗的作者，曹植、刘祯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颜延之、谢灵运、许陵、庾信是东晋及南北朝诗作大成者；而杜甫得各家所长，又补其不足。更有甚者，元稹又将李白、杜甫相比， “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李白是杜甫的偶像，自己的爱慕者如此批评偶像，杜甫不知会在地下作何感想。

这篇墓志写于813年，18年后，元稹暴亡。元稹的墓志撰写者非白居易莫属。因“微之与白乐天最密，虽骨肉未至，爱慕之情，可欺金石，千里神交，若合符契，唱和之多，毋踰二公者。”白居易在《祭元微之文》中亦说“贞元季年，始定交分，行止通塞，靡所不同；金石胶漆，未足为喻。死生契阔者三十载，歌诗唱和者九百章。”白居易和元稹因为唱和频繁又常分居异地，还特别发明了“递诗筒”，白居易有“为向两州邮吏道，莫辞来去递诗筒”之句。

白居易为密友所写的墓志名为《唐故武昌军节度处置等使正议大夫检校户部尚书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赠尚书右仆射河南元公墓志铭并序》——超长的标题概述了元稹生前的最高荣誉。墓志从元稹的生平开始，记录元稹的仕宦之旅，褒奖其政绩。语言不似元稹为杜甫写的那么煽情，但也凸显亮点，以元稹死后“上闻之轸悼，不视朝”点出元稹的地位。又不忘肯定元稹的文学成绩，“在翰林时，穆宗前后索诗数百篇，命左右讽咏，宫中呼为‘元才子’，自六宫、两都、八方至南蛮、东夷国，皆写传之，每一章一句出，无胫而走，疾于珠玉”。更强调元稹的高风亮节，“逢时与不逢时同，得位与不得位同，富贵与浮云同”、“年过知命，不谓之夭。位兼将相，不谓之少。然未康吾民，未尽吾道。在公之心，则为不了”。

不同于元稹为杜甫写的文学评论式的墓志，白居易这篇墓志可谓平淡中见真情。元稹为杜甫写的虽极近高大上之能事，却显空洞不细致。白居易为元稹写的，则能担当起盖棺定论的重任。李商隐为白居易所写的墓志，则又不同。李商隐作为白居易的晚辈，受到白居易的提携，尊敬但不迷恋白居易，反是白居易深爱李商隐之作。“白乐天晚极喜李义山诗文，尝谓‘我死得为尔子足矣。’”白居易老年定居洛阳，李商隐去拜谒名士时，受到白居易的如此赏识。彼时的白居易修佛悟道，大隐于朝，对李商隐说出这样夸张的赞誉也可以理解。“义山生子，遂以‘白老’字之。”而李商隐在白居易死后，还真的生了一个儿子，以“白老”为字。

白居易死后，谏官请宣宗赐白居易谥号，宣宗未赐，曰“何不取《醉吟先生墓表》耶？”《醉吟先生传》是白居易晚年写的自传，《醉吟先生墓表》已佚失，不知何人所为。而白居易的堂弟白敏中时任宰相，奏请为白居易立神道碑，碑文即采用李商隐所写的墓志。李商隐写的墓志名为《刑部尚书致仕赠尚书右仆射太原白公墓碑铭（并序）》，文章写得中规中矩，既无元稹对杜甫火光四射之狂热，亦无白居易对元稹润物细无声的深情，仅是客观地就事论事。对白居易的政绩叙述平淡，掩盖了宦海的跌宕起伏；对其如日中天的文学成就亦不过以“姓名过海，流入鸡林日南有文字国”蔽之。不过考虑到李商隐一生不得志，诗文撰写常常“辞难事隐”，风格沉健，如此四平八稳地为前辈写墓志也在情理之中。可惜李商隐早逝，家贫子幼，当无人为其撰写墓志。持续了几十年的这场墓志接力便中断于斯。

来源：北京晚报  北晚新视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