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缝中的中国商人 追寻企业家的本土传统
傅国涌的《大商人》一书,让人五味交集:一方面,他们筚路蓝缕,缔造辉煌商业帝国的成就令人惊叹;另一方面,书中描述的张謇、卢作孚、范旭东、穆藕初、刘鸿生以及荣宗敬、荣德生表现出的企业家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令人敬佩。但是,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中国的商人一直处于政治权力的笼罩之下,在夹缝中艰难生存。资本主义没有滥觞于中国,实在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作者 张弘
《大商人》
在《无情的革命:资本主义的历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书中,乔伊斯·阿普尔比讲述了资本主义的起源,以及它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在她看来,资本主义几近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它的理念和价值观与它的发明和制度同样值得研究。正如她所言,中国几千年来,很早就有商贸,也有科技创新,但是,资本主义并没有诞生于中国。对于这一问题,中国人自己实际上已经提供了部分答案:“人无恒产,必无恒心。” 财产权是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然而,中国几千年皇权专制所奉行的观念却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一旦不高兴,无论大臣还是百姓都可能丢脑袋,至于查抄家产,悉数充公更是不在话下。
按照《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的观点,中国在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主义时代,奉行的是压榨性的政治制度和压榨性的经济制度。而资本主义的诞生与发展,却是奠基于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的经济制度。在压榨性的政治制度和压榨性的经济制度下,统治者也有可能发展经济,但是,很难变成真正持续的增长。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创造性破坏,也很难在这种制度下发生。
此外,由于统治者的权力不受限制,民众创造的财富随时可能被统治者以种种方式和手段所掠夺,创富动力必然大受影响。
正如傅国涌所强调,张謇、卢作孚、范旭东、穆藕初、刘鸿生以及荣宗敬、荣德生等大商人的崛起,外在制度环境起了很大作用。从1898年开始,清政府陆续出台政策,鼓励民间兴办企业。官资和官企兼并,成为了近代中国企业家的最大威胁。《大商人》中的大部分主角,都曾经被此困扰。自尊心强的卢作孚,不仅财产被剥夺,企业被破坏,甚至遭到秘书指控而自杀。荣德生的大女婿李国伟回忆,北洋军阀把各银行、工厂主持人请去开会,关上门“讲斤头”,不满足胃口不让出来。事先看出苗头的人可托故不去,也可以硬挺软磨,讨价还价。但是,到国民党时期,蒋介石控制长三角不久,荣宗敬不愿全额接受摊牌的库券,结果遭到通缉,无锡家产被封。
对一个国家而言,一个包容性的政治制度乃是重中之重。只有统治者的权力被关进制度的笼子,人民主权得到真正的落实,才能实现经济长时间段的持续增长,社会才能健康,并充满活力。只有包容性的政治制度,才能诞生一个自由而多元的思想市场,个人的创造力得到充分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