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硕基金会举办的特殊家庭老年人座谈会上

朝阳区南沙滩66号院里的办公室里，李淑芳正在电话回答失独老人郑玉（化名）的咨询，“如果您觉得服务不到位，我们可以帮您维权。房地产版块风险大，跟您没什么关系呀。”

郑玉老伴儿也已去世，最近怀疑自己得了乳腺癌。“前期我们帮她找了医院，她82岁了，医生让她做穿刺，她觉得没必要。”之后，李淑芳给郑玉推荐了一家养老服务公司，“她很谨慎，很怕，查了以后发现是一家保险集团，担心有风险，我就得耐心地给她讲。”

像这样的咨询电话，李淑芳每天要接到很多个。去年，李淑芳所在的北京英硕扶老公益基金会受市民政局委托，成为特殊家庭老年人的“代理儿女”，为失独、孤寡、子女残疾的老人们入住养老机构提供担保服务及后续的就医签字、维权、理财等服务。

服务对象从高知到流浪汉

春节后，扶老事业部主任李淑芳每天都得接待两三拨前来咨询的特殊家庭老年人。

什么是特殊家庭老年人？

“主要包括失独或者独生子女无民事行为能力家庭老年人，孤寡及无子女家庭老年人，空巢或者子女不能在身边尽孝的老年人。”李淑芳告诉北京晚报记者，依据现有规定，老人入住养老机构必须有担保人，因此失独、无子女、子女无民事行为能力或不在身边的老人，就无法入住养老机构。

近年来，特殊家庭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2015年7月，北京市民政局印发《特殊家庭老年人通过代理服务入住养老机构实施办法》，提出由民政局公开招标选定社会组织为特殊家庭老年人提供担保入住养老机构服务。

2016年1月，英硕基金会被民政局选定；春节后，基金会正式开始接受咨询和委托。让李淑芳感慨的是，特殊家庭老年人可能出现在任何一个社会阶层。

“我接触到的社会地位最高的是一位国务院参事，他的孩子是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退休之后他就开始考虑他自己的养老问题了；还有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比如清华的潘妙良教授，我们已经做好了一切签约准备。”但基金会的服务对象不限于高知，李淑芳告诉北京晚报记者，基金会从朝阳区七彩昀社工处对接了一名流浪老人，帮助老人从哥嫂处拿回了属于自己的家产，进而以这笔钱为应急保证金和养老基金，为其做了养老机构入住计划。

李淑芳说，只要是特殊家庭老年人，基金会都会一视同仁，“不会因为你是高知我们就优待，你是流浪汉没人管我们也不管，在我们这儿都是公平的。”

资产规划不剩也不透支

态度上一视同仁，操作上却并非千篇一律。李淑芳告诉北京晚报记者，与老人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帮老人选择的养老机构、资金的使用规划都是个性化的。

“一个清华教授，一个北大教授，俩人坐一起看协议，北大教授说你这版本怎么跟我的不一样呢？他们来问，我就解释，你俩对资产管理的态度不一样、诉求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能要求你非得按照他的来，你也做不到呀。”

李淑芳介绍了基金会为老人提供服务的完整流程：需要基金会担保入住养老机构的的老人，首先须向基金会承诺自己确实是特殊家庭老年人；之后签署授权委托书、授权基金会代理自己的养老机构入住事宜；然后与基金会磋商、在委托代理服务协议中约定对养老机构和养老规划的需求；若需基金会代管资产，则可以将自己的资产详情提供给基金会。

“资产管理是完全自愿的，如果老人不愿意我们代管，也完全没有问题。并不是说我们做了‘代理儿女’，老人就必须毫无隐私地把资产状况暴露给我们。”李淑芳说。

上述文件签署完毕后，基金会就会开始替老人筛选养老机构。

“我们有一个养老规划的制订，会综合考虑老人的经济能力、身体情况和养老需求。现在第五福利院入住很难，我们就在民办机构、公办民营机构、老年产业投资公司的汇编里进行筛选，有的身体不好，我们就给他推荐医疗型的；身体不错也不差钱的，那就推荐一个老年公寓，经济条件有限但身体蛮好的，那就推荐到郊区的养生养老机构。”

在选定机构后，还要对资金使用进行规划，“比如头两年，老两口花掉十万元，那后两年可能就要十五六万，因为你的身体状况在下降，服务级别是要提高的，费用是要上涨的，我们得按这个规律再去规划后面五年的。”

李淑芳提醒，特殊家庭老人千万不能过快地花掉自己的资产，一旦资金衔接不上之后养老计划就会难以实现。“就跟小品里说的一样，钱花完了，人还没走，怎么办？所以就要规划好，不要剩余，也不能透支。”

最难的是获得老人信任

特殊家庭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后，基金会后续的服务就会一一跟上：老人生病需要就医，基金会派人代为办理住院登记、手术签字；老人受到不公正待遇，基金会帮助维权；老人的房子空出来了，基金会联系中介帮忙出租；老人需要情感关怀，基金会组织志愿者团队前往探视；有亲属觊觎老人的财产，基金会和第三方合作协助老人订立、管理和执行医嘱。

为了保障老年人紧急就医时资金充足，基金会会在最初向老人收取一笔应急保证金，李淑芳称之为“救命钱”；而这笔钱，也成了误解的最大来源。

李淑芳告诉北京晚报记者，有些老人一听到要提前交钱，就认为基金会是骗子；外界甚至还误传老人走后，基金会将没收老人登记的资产。“老人的心理就是，需要你服务时他很急切；但涉及到钱，他们很谨慎，因为就剩这点儿保命钱了，他们不会随意让谁去支配。”

这时，李淑芳就会跟老人讲利弊：“万一住院昏迷，钱从银行里拿不出来怎么办？你不愿意交也行，那你来出个方案，比如其他亲属能保证出这个钱，我们可以按照你的方案去执行；如果你信任我们就交保证金。基金会每年的财务都要由民政局社会福利处审核，你的资产也会依照遗嘱来执行，不可能谁卖了你的房跑了。”

这样的沟通打消了很多老人的疑虑。李淑芳向北京晚报展示了与一对孤寡老人签订的委托代理服务协议，其中的应急保证金额为30万元，“本来是10万元，但是对方要求先给5万，之后再给25万。我跟他们说除了医保报销的额度，10万够用了，你在我们这儿放多了也没用，但他们就是信任我们，因为我们也是按照银行利率给老人利息。他们就觉得存哪儿都一样，存我们这儿放心。”

以民间力量化解社会问题

李淑芳自己今年62岁，退休前她是单位的政工群工干部，退休后在民营养老院当了三年院长，之后又在社区居家养老机构工作。

“做居家养老时候接触到一些失独家庭，那时候就跟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有一些合作，希望能做针对失独家庭的养老机构，结果发现一个机构的力量太渺小了，解决不了这个社会问题。”在项目停滞之时，李淑芳与英硕基金会现在的副理事长宋海英有了接触，“宋海英长期在全国调研子女残疾的老人的养老问题，于是我们就接上头了。”

经过一年半的调研、筹备后，英硕基金会成立了。“我们这次做的不是养老机构，而是老年人和养老机构之间的桥梁，老人提需求，我们帮老人筛选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在李淑芳看来，基金会还是特殊家庭老年人和政府之间的缓冲带。

此外，中间人角色还有助于缓和老人和亲属的关系。“有一回我们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养老机构都选好了，结果在这个过程中经过我们的情绪疏导，老人情绪稳定了，亲属也被感化了，不再把老人当负担，最后主动出来说由他们作担保。”尽管被“截胡”了，李淑芳依然很开心，“我们是帮老人解决问题，而不是图什么。”

如今，除了“代理儿女”的业务，李淑芳仍积极呼吁政府给予特殊家庭老年人更多优待政策，比如建立专门的急救热线、解决120不上楼老人下不去的尴尬，比如呼吁专门接收失独老人的第五福利院接收半自理老人、而非只接收自理老人。基金会也在一步步拓展自己的服务范围，希望能满足老人们的更多诉求。

来源：北京晚报 北晚新视觉网  记者 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