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宪民

拍照不能有人

定位外加求证

像往常一样，56岁的王宪民穿着朴素的衣衫，斜挎着一只黑色小背包，向检票员出示了自己的公园年卡，走进景山公园。这是他第三次以北京地名普查信息采集员的身份进入这座京城中轴线上的皇家园林。这次，他要遍访园内所有的古建筑。

一进公园，王宪民便把平板电脑从挎包掏出，拿在手里。它更为正式的名字是“地名普查信息采集终端”，是专为此次地名普查打造的“定制款”设备，里面预先存储了需要普查的地名条目、地图等相关资料。

伴着晨练的音乐声，王宪民像寻常游客那样上山，几分钟后，周赏亭出现在眼前。他举起平板电脑，从不同位置给周赏亭拍了几张照片，“不仅要拍全景，还要拍有代表性的部分”。收工后，他还要再次筛选这些照片。

当王宪民又一次点拍照按钮时，两名游客从他身后跑上来闯入了画面。“这张照片等于废了。”他只好站在山路一侧等着上下山的游客走出取景框。这是他经常遇到的情况。在一些游客更多的景点工作时，他也曾请求游客“稍微等一下”。

站在周赏亭旁，王宪民核对系统地图上显示的坐标位置，发现其并不准确。“没在建筑的中心点上，得手动挪一下，”说着，他把GPS定位的坐标点拖拽过去，“应该在这儿。”

与其他地名条目的普查工作相比，周赏亭的普查工作难度低，容易完成。上一次王宪民到景山公园普查园内商亭时，山脚下一座商亭在条目里叫做“观妙商亭”，后来商亭翻建，名字未再公示，他只好向售货员查证。详细解释了自己的工作意图后，售货员告诉他，“这儿就是观妙商亭，营业执照上写着呢。”

一靠腿二靠嘴

还要有眼力见

像王宪民这样，一名采集员和一部平板电脑，便是地名普查末梢的最小工作单元。2015年10月，本市第二次地名普查工作全面铺开，这40名专门负责“外业”实地走访调查的信息采集员，开始用双脚实打实地走过东城、西城、朝阳三个区的每一条街巷，每人每天要完成一百多条地名信息的核实工作。

“一靠腿，二靠嘴。”这被采集员们视为做地名普查的“秘诀”。

一次，一名采集员用采集终端给一处院门拍照。一个老街坊警惕地问：“干嘛呢？”采集员掏出工作证递过去，但他看都没看就说：“你们这个，现在贼踩点儿设备先进了啊，给我们都拍下来了，这是不是还带定位啊？”

“好多门牌号、地名来历、当地情况，我们得跟当地人了解，像这样警惕性非常高的大爷大妈，一般只要我们解释清楚了，都很愿意跟我们聊。”郭毅轩，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专业测绘一院职工，此次地名普查外业工作室负责人。长时间的外业工作使他有了不少心得，其中一条便是“要有‘眼力见儿’”，“像那些地上掉了钱、面额小于10块钱都不捡的人，我也不耽误人家功夫了，问不出来什么东西，人家也不愿意跟我聊。”

有时也会有些危险。

到一些城乡结合部或商户、租户聚集地进行普查时，采集员不光要核对和记录建筑物信息，还要甄别是否违建。“我们不收录违建的数据，因为我们收了等于把它正名了，不可能收，可是我们得问啊。”郭毅轩的同事王超，已经与违建打过多次交道。得知建筑系违建后，他想离开，却被违建“业主”拽住不放，“因为这涉及到他的利益，他心说你给我报上去、再给我拆了可怎么办啊，所以就百般阻挠。”

还有一次，联防队员不了解情况也不听解释，没收了采集员的平板电脑。采集员在联防队里给区、乡镇、村逐级打电话，才把平板电脑要回来。此前，采集员们已经与这些部门分别做过工作交底和沟通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