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摄于三里河寓所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得知不少媒体去医院等待后连连摇头，称“这是违背她的意愿的，她跟别人不一样，她特别反感这种，她认为这是在消费她”。白烨透露，杨绛先生“在她还能说话的时候，昨天晚上的12点到凌晨1点之间” 临终前交代，希望在火化之后再搞那些纪念活动，“她确实有遗言，说自己希望安静地走，不希望被外界打扰。”

“杨先生去世是一件不可以消费的事情。”《走到人生边上》一书的责任编辑郭红在得知杨绛先生去世后这样说，在记者的采访中，几乎所有与钱杨夫妇熟识的人都提到了一点，就是对于媒体和公众的关注，两人几乎与世隔绝。人民文学出版社透露，杨先生在早年曾说过自己的遗愿是死后一切从简，不开追悼会，不搞祭奠。

曾经出版《我们仨》、《听杨绛谈往事》等书的三联出版社前总编辑李昕昨日则直接表示：“她希望等到她的遗体火化之后再来说这件事情。她不希望把她的去世分享给别人，我们希望尊重她的遗愿。”《杨绛全集》的责任编辑胡真才通过人民文学出版社透露，杨绛先生生前曾说过，如果去世，不想成为新闻，不想被打扰。不少出版社呼吁，请大家停止转发传播那些假借杨绛先生之口的鸡汤文和照片，不少网络上传播的杨绛语录都不是出自杨绛之口。

白烨对记者回忆了这样一个故事，多年前在他去杨绛先生家拜访时还曾经为此遭到杨先生的责怪：“我们约好下午三点见面，结果我由于一点事情耽误迟到了，杨先生倒不是生气我迟到，而是因为下午三点的时候有人敲门，她以为是我，就开了门，结果一阵闪光灯，是个从四川来的热心读者。”他用“独”这个字来形容钱杨夫妇，尤其不喜欢被公众打扰。

曾任中国新闻社记者的徐泓在《超尘脱俗的钱锺书伉俪》文中开篇写道，“北京的新闻界或许最领教他们立身处世的特殊：他们从来谢绝一切采访，也从未在任何会议上露面，竟蜗居书斋，杜门避嚣，专心治学，仿佛过着出世般的生活。”她在去家中拜访钱杨伉俪时看到，“钱先生的案头确实堆满信札和文稿，他坐在桌旁，举着毛笔告诉我：每天要回数封信，都是叩头道歉，谢绝来访。”

新华社闵捷老师在《大家》一书中也刊录了上世纪90年代末采访杨绛先生的情形，那时丈夫钱锺书已经住院，文中写“记得当时他们所住的南沙沟国务院专家楼正在整体装修，楼里不时传来装修中的各种噪音。水泥地、旧式沙发、三屉书桌，在90年代末的家居装饰中已属朴素到极致……她对于宁静生活的安之若素让她对任何物欲的打扰都避之唯恐不及。”

爱情再次被关注

杨绛去世后，她与钱锺书的爱情被公众再次关注。

杨绛在回忆与钱锺书的爱情时曾郑重说“我爱丈夫，胜过自己”。关于他们的爱情，流传最广的故事是21岁的杨绛来到梦寐以求的清华求学，偶遇钱锺书，第二次见面钱锺书便对她坦言：“我未订婚。”杨绛也回说：“我也没有男朋友。”自此二人书信往来不断，直到钱锺书假期回家，两人都怅然若失，终于明白自己爱上了对方。

在好友吴学昭写的《听杨绛谈往事》一书中，吴学昭向杨绛求证二人相识是否一见钟情，杨绛直接否定称“人世间或许有一见倾心的事，但我无此经历”。杨绛眼中二人是因为志趣相投而相爱，二人都酷爱文学，痴迷读书，尤其是钱锺书说自己“没有大的志向，只想做做学问”这点与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

杨绛生前唯一一次接受的视频采访来自主持人阿忆，这段杨绛唯一的视频片段中，她对着镜头笑意盈盈地讲述她与钱锺书相识相恋的爱情故事：“我们开始是互相介绍书，我给他介绍看这本书，他给我介绍看那本书。”

阿忆昨日回忆称，众人皆知，杨绛和钱锺书一样不接受任何电视采访，但2001年他为凤凰卫视制作《清华名人录》，有一集是《钱锺书》。进钱宅采集图像之前，杨绛有约在先，她不能出现在镜头里，但见他们工作认真而辛苦，又很遵从事先约定，老人家竟破例说：“你们就拍我吧，我来讲。”这是世间惟一拥有杨绛活动镜头的记录。

杨绛成名比钱锺书早，早在她青年时代的作品《弄真成假》、《游戏人间》两部喜剧被搬上舞台后，钱锺书一度在文化圈里的名号是“杨绛的丈夫”。杨绛并不骄傲，她“把钱锺书看得比自己重要，比自己有价值”，称“我赖以成名的几出喜剧，能够和《围城》比吗？”

杨绛从宽裕的娘家嫁到寒素的钱家做媳妇，一点也没有“下嫁”的感觉，还在钱锺书创作《围城》期间甘愿做“灶下婢”。杨绛认为，爱情中最重要的是相互理解，“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门当户对及其他，并不重要”。

来源：北京晚报 北晚新视觉网 记者 陈梦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