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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古人如何御寒取暖? 皇帝贵族竟有私人“空调房”

2016-02-01 12:00 网络 TF005

2016年2月1日讯,相信大家对刚过去的“超级寒潮”记忆犹新。1月24日,在这股“霸王级”寒潮的压制下,北京周六白天的最高气温仅-13℃,为58年来最低昼温。不仅如此,全国范围内不少城市都迎来了罕见的低温。就连广州都迎来了难得一见的大雪,这是60多年来广州城区首次出现这样的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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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御寒

寒潮给人们带来了刺骨的寒冷,也给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好在这股寒潮来得快,去得也快,没过几天,气温回升,人们又回到了熟悉的生活状态。在寒潮之后,人们不禁要问,在科技以及防寒物资都不太发达的古代,人们是如何度过寒冷天气的?

其实,如今人们生活中的很多取暖设备都有古时人们取暖的痕迹。比如在部分农村,春节期间,人们走亲访友时,围在一起“烤火”的火盆,就是古时人们常见的取暖方式;秦朝时期就有的火墙,其实就是北方暖气的最初雏形;古人甚至能够通过常见的物资,研发出保温材料;我们冬天离不开的围巾、帽子和手套,也是古人御寒的主要手段,而且古人还把这些穿戴做得更漂亮、更典雅。

当然,在古代中国,贫富分化明显,不是所有人都能有很好的御寒条件,杜甫笔下“路有冷死骨”也是那个时代的写照,而白居易《卖炭翁》里提及的“心忧炭贱愿天寒”也说明了寒冬中下层百姓生活之艰辛。 

建筑取暖:花椒磨碎与泥混合做成保温层

数千年前,古人居住的建筑中,虽然没有像现在这样的集中供暖设备,但古人在实际生活经验中,发明了很多科技解决建筑取暖的问题,这些奇思妙想,一直传承至今。有些取暖方式在如今的南方民居中使用,比如火墙。

火墙又叫做夹墙,它与北方流行的火炕的制造原理相似。它采用的是“火地取暖”模式。墙体或床体做成中空的结构,然后和灶炉相连,利用热空气上升的原理,当灶炉产生的热量被带入墙体的中空层时,由于墙体材料热阻值相对较低,整个墙体就可以向室内辐射热量。

在我国历史上,火墙这种取暖方式很早就出现了。考古学家在秦朝的兴乐宫遗址中,就发现了火墙的做法。它的做法是用用两块筒瓦相扣,做成管道包在墙的内侧,与灶相连通,这是后来常见的火炕、暖气的雏形。

后来,火墙不断得以。到了汉代,先是炉灶有了改进。西安阎家村汉代建筑遗址中发现,炉灶的排烟道先是在室内曲折而行,后直上通于户外,这样有利于增强热量,这一套取暖体系已经和近代的火墙相似了。此后,火墙逐渐完善,比较好的火墙由炉膛、火墙体和烟囱三部分构成。炉膛既可以设于火墙体内,又可以紧贴火墙体,形成连墙炉灶模式。火墙体常砌成空心短墙,而且中间砌成曲折迂回的烟道,这些烟道有竖洞、横洞、独洞、花洞等多种形式,热气在火墙内流程长,则蓄热时间就长,热效率高,散热均匀。烟囱是火墙的排烟通道,为了安全,它应有足够的高度。火墙的炉灶可以做饭,一边做饭,热烟气一边通过火墙体供暖。火墙还可兼作隔墙,不过因为墙体是中空结构,不允许作承重结构。

火墙之外,皇宫以及一些富贵家庭还出现了一些更高级的取暖设备,类似于现在的“空调房”。

东汉科学家张衡《西京赋》里“朝堂承东,温调延北”一语中的“温调”,说的就是温调房。《三辅黄图》(古代地理书籍,作者佚名,专记秦、汉都城的建设,而以汉都长安为主。所谓“三辅”是指汉代在都城长安附近的京畿地区所设立的三个郡级政区: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曰:“温室殿, 武帝建, 冬处之温暖也。”故可见“温调房”与“温室殿”都是古代冬天用于调节温度、进行保暖的屋子,只不过“殿”就属于皇宫的建筑了。

未央宫温室殿是公卿朝臣议政的重要殿所。《汉书·京房传》:“房奏考功课吏法,上令公卿朝臣与房会议温室。”此殿也曾是宫中藏书之所。《隋书·经籍志》载:汉哀帝时,“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汉代未央宫与长乐宫皆有温室殿, 以后历朝大约皆承其制。

椒房殿是古代汉族宫殿建筑,在西汉都城长安城内,属未央宫建筑群,是皇后所居之所。古代皇宫的取暖设备之一。《汉宫仪》上称,“皇后称椒房,以椒涂室,主温暖除恶气也”。由此可知汉代是将花椒磨碎与泥混合,作为一种特殊的防寒保暖材料,制成墙壁保温层。《三辅黄图》引《西京杂记》曰:“温室以椒涂壁, 被之文绣, 香桂为柱, 设火齐屏风, 鸿羽帐,地以罽宾氍毹”墙壁上海要悬挂锦绣毯子,地上铺着厚厚的西域进贡毛毯,还设有火齐屏风,并用大雁羽毛做成幔帐。即使是炎炎寒冬,这样的房间怎会感觉出一丝寒意?

温调房、温室殿、椒房殿这类建筑是采用“地上升温”的取暖模式:将火源置于室内,通过火源传递热量。这种取暖模式中比较高级的应该是壁炉,在中国古代,壁炉也是常见的建筑采暖技术。考古学家在咸阳宫遗址的洗浴池旁边发现有三座壁炉,其中两座供浴室使用,第三层则接近最大的一室,应该是秦始皇专用的。壁炉里主要是用烧炭来御寒,并且将出烟孔放在室外,避免炭烟中毒。

取暖设备:“汤婆子”助人“夜夜睡到明”

建筑取暖是比较高效的取暖方式,毕竟有了保暖的墙体,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持室内的暖和。但在古代,不是每个家庭、每个房间都采取火墙等建筑结构,因此还需要一些灵活多样的设备来辅助取暖。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不同的地域涌现出了很多不同的取暖设备,它们也成为研究历史的有趣载体之一。

常见的设备有火盆,它又叫“神仙炉”,是一款具有极强的地方风韵与传奇色彩的取暖设备。史料记载,火盆起源于黑龙江,据说是在“三国时期”开始使用的,传到今天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了。 火盆最早是用泥制成的,泥火盆的最大特点是传热慢但保暖性能非常好,近代才有了铁、铜制成的火盆,火盆的形状以圆形为主,大小不一,其直径大多都是五六十厘米,有的还在盆边刻上吉祥花图。

一直到现在,火盆是农村冬天常用的取暖设备。生长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人应该都会对火盆有记忆。一到冬天,农村里的家家户户都会在家里放一火盆,盆里用木柴或者炭生上火,家里顿时暖融融。特别是春节走亲访友时,当户外风雪呼啸,大人和小孩围着火盆,一边“烤火”,一边闲聊,成为春节时的一大乐趣。

除了火盆,还有一些个人用的取暖设备,比手炉和足炉。手炉就是冬天暖手用的小炉,多为铜制。它是旧时中国宫廷和民间普遍使用的一种取暖工具,形制如小瓜大小,可随手提动,这就比火盆、火炕等取暖工具方便得多。且古代人宽袖大袍,手炉可置于袖中或怀中带着,所以又有“袖炉”、“捧炉”的雅称。手炉作为取暖工具在我国历史悠久,其起源说法不一。一说源于春秋时的楚国。楚地潮湿,楚人将香草放入带孔的熏炉中焚烧散气,继而发明手炉;另一说是源于隋代,隋炀帝南巡到江苏,天气寒冷,当地有人让铜匠做了一只小铜炉,内置火炭,献给炀帝取暖,炀帝称之为“手炉”。手炉在明清最盛行,清末以后逐渐衰落。

手炉由炉身、炉底、炉盖(炉罩)、提梁(提柄)组成。炉身有两层,分外壳和内胆。内胆多为铜制,放燃炭以产生热气,而外壳包裹内胆,既能保存内胆的热量,又能通过内外两层之间的空气传导,将热量由内胆口沿上的镂空炉盖(炉罩)散发出来。镂空雕刻的炉盖有五蝶捧寿、梅兰竹菊、喜鹊绕梅等众多纹形,跟炉身的福禄寿喜、花鸟虫鱼、人物山水等花纹相得益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传统民俗文化的博大精深。

足炉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但一说“汤婆子”,很多人就知道是什么了。“汤”,古代汉语中指滚水;“婆子”则戏指其陪伴人睡眠的功用。足炉宋代就已经出现,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取暖用品,它和热水袋的功能大同小异,装满热水后放置被窝以提高温度。足炉是一种铜质或磁质的扁扁的圆壶,上方开有一个带螺帽的口子,热水就从这个口子灌进去。足炉有铜质、锡质、陶瓷等多种材质,一般为南瓜形状,小口,盖子内有厣子,防止渗漏。灌足水的“汤婆子”旋好螺帽,再塞到一个相似大小的布袋中放在被窝里,这样晚上睡觉便十分暖和。宋时已有。小小一件取暖用品曾经被许多大诗人歌颂过。黄庭坚《戏咏暖足瓶》诗:“千钱买脚婆,夜夜睡到明。”明瞿佑《汤婆》诗:“布衾纸帐风雪夜,始信温柔别有乡。”

在这些常用的取暖设备基础上,文人墨客还发明一些比较雅致的取暖设备,熏炉就是其中之一。熏炉是用陶土或铜铁制成的贮火器具,铜质器具做工精致,多为宫里使用;民间多用陶土或铁制作。既然是文人雅士所用,它就有一些雅称:“暖炉”、“红炉”。它们在古代诗词中,经常现身,为诗词带来一股“暖意”。白居易有一首写熏炉的诗,名为《别春炉》:“暖阁春初入,温炉兴渐阑。晚风犹冷在,夜火且留看。独宿相依久,多情欲别难。谁能共天语,长遣四时寒。”

传统熏香炉,古代的熏香炉是金属或陶瓷做的外表有着精美图案的火炉,在里面点燃碳火,时时撒上香料或散香。用熏炉来熏香和取暖,从汉代以后,香炉的材质逐渐丰富起来。宋代出现了瓷制的博山炉。博山炉又叫博山香炉、博山香薰、博山薰炉等名,是中国汉、晋时期汉族民间常见的焚香所用的器具。常见的为青铜器和陶瓷器。炉体呈青铜器中的豆形,上有盖,盖高而尖,镂空,呈山形,山形重叠,其间雕有飞禽走兽,象征传说中的海上仙山--博山而得名(汉代盛传海上有蓬莱、博山、瀛洲三座仙山)。

提及这些取暖设备,不得不说一下古代取暖的材料。古代冬天取暖常用的能源是木柴、煤炭等原始燃料。晋人王嘉在《拾遗记》(卷四)记载,“及夜,燃石以继日光……昔炎帝始变生食,用此火也。”当然,炭也分很多种,有条件的人家,多使用人工烧成的木炭取暖,贵族之家用木炭取暖时,还会有许多讲究。唐玄宗李隆基的宰相、宠妃杨玉环的堂兄杨国忠家,冬天取暖用的炭便非同一般,系用蜂蜜将炭屑捏塑成双凤形,烧炉时用精贵的白檀木铺在炉底,一尘不染。

五代时期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还记述了唐玄宗用“瑞炭”取暖的场面:“西凉国进炭百条,各长尺余。其炭青色,坚硬如铁,名之曰瑞炭。烧于炉中,无焰而有光。每条可烧十日,其热气逼人而不可近也。”

因为炭的重要,在古代,官员的工资收入中,就有包含烧炭取暖的补贴。古代的工资主要由俸银、禄米、柴直(值)银三大部分组成。柴直银,就是冬天包含薪炭费用在内的生活补贴。早期烤火费多是实物发放,到了明代,则将这种月俸补贴,改为“柴薪银”,折成现金发放。明代皇室设有“惜薪司”,专管宫中所用柴、炭及二十四衙门、山陵等处内官用柴炭的供应;清代后来改成“营造处”,内设“薪库”,专门负责储运宫中所用的木柴、炭的采购和发放。清朝乾隆时期,每日发放炭的标准是:皇太后120斤,皇后110斤,皇贵妃90斤,贵妃75斤,公主公主30斤,皇子20斤,皇孙10斤。

衣物取暖:穷人穿麻富人穿裘

在冬天,御寒衣服是必不可少的。如今我们常用的棉织品,在全国范围内流行起来是明朝的事情。因此,在明朝之前,古代老百姓冬天大多是靠穿“褐”来御寒,褐是一种衣服的料子,属于麻制品,限于当时的工艺水平,用褐做的衣服既不能很好地保暖又不美观,恐怕连现在的麻袋片都赶不上。陶渊明在他的自传《五柳先生传》里说其“短褐穿结,箪瓢屡空”,“短褐”就是用粗麻布做成的短上衣,即使这样的衣服还有洞和补丁,真难以想象此种衣服怎样御寒。

不过对有钱人来说,情形就不一样了。裘是有钱人的冬装,裘即毛向外的皮衣,用以做裘的皮毛很多,如狐、犬、羊、鹿、貂、兔等,其中狐裘和貂裘最为珍贵,属于奢侈品,为达官贵族所穿。鹿裘、羊裘虽然品质略逊一筹,但也非普通百姓所能享用,穿得起的至少也算是当时的中产阶级了。古人认为狐腋下之皮毛最为轻暖,用其做成的狐白裘非常珍贵,《晏子春秋》中记录了“景公赐晏子狐白之裘,其资千金”。

还有一种重要的取暖材料就是动物的皮毛,用各种动物皮来做大氅、披风、帽子,厚实又保暖。

当然,如果只是衣服穿厚是没有用的,露在外面的手、头如果没做好保暖作用,也会冷。这个时候一双手套就是必需品,古人深谙此道。在马王堆汉墓的出土文物中,就有露指短手套,这些手套绣有各种精美的花纹,既美观又实用。此后从其他朝代的墓穴中,也有手套出土,有和今天一样把手指全部包住的样式,而且这些手套上绣有花纹,放到现在,也是难得一见的时尚装饰。

除了手部,古人对于头部保暖也很重视,而且花样更多。有学者研究,汉代时期,士庶男子在冬天在帛巾里用上丝绵,然后裁成长条扎在额头,用作保暖。元代,有地位的妇女保暖之物比较丰富,比较受欢迎的是抹额,它是包于头额,束在额前的巾饰。除开抹额,还有“卧兔儿”、“昭君套”,“卧兔儿”是一种用动物皮毛做成的女式饰品,戴在头上,在头顶像卧着小兔子;“昭君套”是一种无顶的女式皮帽。明朝时期,抹额非常盛行,上至达官贵人家的女性下至普通百姓家的女子,冬天都爱戴抹额。

至于男子,额头保暖以帽子居多。五代至宋朝,骑马出门的男子会头戴风帽,御寒且挡风沙。元朝,忽必烈有不少皮暖帽,银鼠暖帽。明朝,每年冬十一月,“入朝百官赐暖耳”,暖耳多用狐皮类制成,和今人所用耳套相似。清朝时的暖帽,多为皮制。

为了取暖,在一些配饰上也是想尽各种办法。对于古人来说,砚是读书写字的必备之物,而砚是研墨用具,在冬季遇低温结冰,于连续书写者十分不便。很多文人为此想了很多办法。暖砚便应运而生,它正是为了防止冬季墨汁冰冻而制成。从出土和传世的实物来看,唐宋时就有了暖砚,不过清朝暖砚的做工更加成熟。常见的暖砚材料有的是以歙石和松花江绿石为主,还有金、银、铜、玉、锡、铁、陶瓷等材料,也有相互组合而成的。

暖砚的造型多为方形、长方形,六方形、八方形、圆形、鼓形等,一般都是底座较高,二层结构。暖砚可分为水暖型、火暖型两大类。水暖型是在墨膛之下凿出空腔,注入热水保温,使砚面的温度升高,可以防止砚中墨汁结冻;火暖型是在砚面之下制成空腔,引入炭火烧烤或置放油灯加热。

这两种方法都有缺欠之处。热水保温法,保温时间难以持久;炭火烧烤法,石料经不住长时间的烧烤,砚面容易开裂。到了清代中晚期,江苏宜兴紫砂陶艺进入文房,利用紫砂泥可塑性强,透气性佳和耐高温的特性,制出了新型的紫砂暖砚。

由原材料就可知,暖砚非‘寒士’所能用,倒常是皇家的专用品。暖砚材质名贵,做工精细,是清代文具中的代表性作品。

在暖砚之外,还有暖椅,提供全方位的保暖。这个发明者不是别人,正是清代的著名文人李渔。他是古代文人中少见的善于工技的人物,他在《闲情偶记》里,专门讲诉了他自己设计制作的暖椅的一段经历:冬天著书,身体畏寒,砚台里的墨汁也会因天寒被冻住。他原本想多放几个盆炭,让满室都暖和起来。可这样一来,炭尘就多了。如果只用大小二炉,手和脚是不凉了,可四肢还是冷得。于是,他就千方百计地设计制作了一个新鲜玩意儿--暖椅,就是在椅子下面设计了一个抽屉,抽屉里面放置炭炉,这样一来全身就都不冷了。

食物取暖:商周流行小火锅

大雪纷飞的冬天,呼朋唤友,围坐着吃火锅,一则可以抵御寒冷,二则可以高谈阔论,实乃幸福之事。关于这一点古今皆然。白居易的《问刘十九》写下了意趣盎然的诗句:“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垆。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这首诗也成为描述冬天饭局的经典诗句。

冬天吃火锅,现在的很多人首选炭火铜锅,而对分餐制所提倡的“小火锅”不以为然。实际上,“小火锅”在商周时期就非常流行了,当时的人多是吃“小火锅”。当然,这也与当时的文明发展程度有直接的关系:当时的青铜器盛满菜也只够一人食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有一件西周有盘鼎,又名灶鼎,是商周青铜器中炊器与盛器的结合体。这种鼎,鼎下有托盘用于盛放炭火,类似于今天的暖锅、火锅。故宫里的西周有盘鼎高20.2cm,宽16.4cm,重2.26kg,从这件青铜器的容量来看来,确实是“小火锅”。

战国时期,吃火锅已经比较普遍,此时更形象的叫法--是“温炉”。到了汉魏时期,人们吃火锅已是很普遍了。从考古发现来看,此时已有各式各样的火锅,火锅的材质也不局限于青铜一类,出现了铁火锅、陶火锅等;除了吃分餐制形式的“小火锅”外,那时人们还吃起了可以放不同料汤、烧煮不同口味的鸳鸯火锅。

到了辽代,如今备受欢迎的“涮火锅”就浓重登场了。许多“吃货”都能说出这样一段历史:成吉思汗在行军打仗途中,为了让将士们赶紧吃饭,随手把几片羊肉放入热水中涮了几下,发现居然味道非常鲜美,由此发明了涮羊肉。其实,有资料表明,涮火锅在辽代时,就已经使用了。1984年,考古专家在一座辽墓的发掘中,发现了一幅壁画,壁画中三个契丹族人围着一个三足火锅,席地而坐,中间一个人搅动火锅,其身旁还有一些食物。

明代时期,火锅盛行,且吃法已经和现代人差不多,不过他们更加讲究。明代宋诩所撰的《竹屿山房杂部养生部》讲述了涮牛肉的方法,其中一种是将牛肉“视横理薄切片,用酒、酱、花椒沃片时,投宽猛火汤中速起”。

到了清朝,火锅尤为盛行。它不仅是著名的“宫廷菜”--清宫御膳食谱上有“野味火锅”,曾被作为国宴,还在民间非常流行。有资料记载了乾隆皇帝对火锅的情有独钟。据记载,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八月十六日至九月十六日的御膳,共上火锅23种、66次,有鸡鸭火锅、全羊火锅、黄羊片火锅,有鹿肉、狗肉、豆腐、各种菜蔬等不同火锅食材。乾隆四十八年正月初十,乾隆皇帝在乾清宫筵宴宗室,一次办了530桌火锅。 

 

来源:北京晚报 北晚新视觉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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