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御寒

寒潮给人们带来了刺骨的寒冷，也给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好在这股寒潮来得快，去得也快，没过几天，气温回升，人们又回到了熟悉的生活状态。在寒潮之后，人们不禁要问，在科技以及防寒物资都不太发达的古代，人们是如何度过寒冷天气的？

其实，如今人们生活中的很多取暖设备都有古时人们取暖的痕迹。比如在部分农村，春节期间，人们走亲访友时，围在一起“烤火”的火盆，就是古时人们常见的取暖方式；秦朝时期就有的火墙，其实就是北方暖气的最初雏形；古人甚至能够通过常见的物资，研发出保温材料；我们冬天离不开的围巾、帽子和手套，也是古人御寒的主要手段，而且古人还把这些穿戴做得更漂亮、更典雅。

当然，在古代中国，贫富分化明显，不是所有人都能有很好的御寒条件，杜甫笔下“路有冷死骨”也是那个时代的写照，而白居易《卖炭翁》里提及的“心忧炭贱愿天寒”也说明了寒冬中下层百姓生活之艰辛。 

建筑取暖：花椒磨碎与泥混合做成保温层

数千年前，古人居住的建筑中，虽然没有像现在这样的集中供暖设备，但古人在实际生活经验中，发明了很多科技解决建筑取暖的问题，这些奇思妙想，一直传承至今。有些取暖方式在如今的南方民居中使用，比如火墙。

火墙又叫做夹墙，它与北方流行的火炕的制造原理相似。它采用的是“火地取暖”模式。墙体或床体做成中空的结构，然后和灶炉相连，利用热空气上升的原理，当灶炉产生的热量被带入墙体的中空层时，由于墙体材料热阻值相对较低，整个墙体就可以向室内辐射热量。

在我国历史上，火墙这种取暖方式很早就出现了。考古学家在秦朝的兴乐宫遗址中，就发现了火墙的做法。它的做法是用用两块筒瓦相扣，做成管道包在墙的内侧，与灶相连通，这是后来常见的火炕、暖气的雏形。

后来，火墙不断得以。到了汉代，先是炉灶有了改进。西安阎家村汉代建筑遗址中发现，炉灶的排烟道先是在室内曲折而行，后直上通于户外，这样有利于增强热量，这一套取暖体系已经和近代的火墙相似了。此后，火墙逐渐完善，比较好的火墙由炉膛、火墙体和烟囱三部分构成。炉膛既可以设于火墙体内，又可以紧贴火墙体,形成连墙炉灶模式。火墙体常砌成空心短墙，而且中间砌成曲折迂回的烟道，这些烟道有竖洞、横洞、独洞、花洞等多种形式，热气在火墙内流程长，则蓄热时间就长，热效率高，散热均匀。烟囱是火墙的排烟通道，为了安全，它应有足够的高度。火墙的炉灶可以做饭，一边做饭，热烟气一边通过火墙体供暖。火墙还可兼作隔墙，不过因为墙体是中空结构，不允许作承重结构。

火墙之外，皇宫以及一些富贵家庭还出现了一些更高级的取暖设备，类似于现在的“空调房”。

东汉科学家张衡《西京赋》里“朝堂承东，温调延北”一语中的“温调”，说的就是温调房。《三辅黄图》（古代地理书籍，作者佚名，专记秦、汉都城的建设，而以汉都长安为主。所谓“三辅”是指汉代在都城长安附近的京畿地区所设立的三个郡级政区：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曰:“温室殿, 武帝建, 冬处之温暖也。”故可见“温调房”与“温室殿”都是古代冬天用于调节温度、进行保暖的屋子，只不过“殿”就属于皇宫的建筑了。

未央宫温室殿是公卿朝臣议政的重要殿所。《汉书·京房传》：“房奏考功课吏法，上令公卿朝臣与房会议温室。”此殿也曾是宫中藏书之所。《隋书·经籍志》载：汉哀帝时，“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汉代未央宫与长乐宫皆有温室殿, 以后历朝大约皆承其制。

椒房殿是古代汉族宫殿建筑，在西汉都城长安城内，属未央宫建筑群，是皇后所居之所。古代皇宫的取暖设备之一。《汉宫仪》上称，“皇后称椒房，以椒涂室，主温暖除恶气也”。由此可知汉代是将花椒磨碎与泥混合，作为一种特殊的防寒保暖材料，制成墙壁保温层。《三辅黄图》引《西京杂记》曰:“温室以椒涂壁, 被之文绣, 香桂为柱, 设火齐屏风, 鸿羽帐,地以罽宾氍毹”墙壁上海要悬挂锦绣毯子，地上铺着厚厚的西域进贡毛毯，还设有火齐屏风，并用大雁羽毛做成幔帐。即使是炎炎寒冬，这样的房间怎会感觉出一丝寒意？

温调房、温室殿、椒房殿这类建筑是采用“地上升温”的取暖模式：将火源置于室内，通过火源传递热量。这种取暖模式中比较高级的应该是壁炉，在中国古代，壁炉也是常见的建筑采暖技术。考古学家在咸阳宫遗址的洗浴池旁边发现有三座壁炉，其中两座供浴室使用，第三层则接近最大的一室，应该是秦始皇专用的。壁炉里主要是用烧炭来御寒，并且将出烟孔放在室外，避免炭烟中毒。

取暖设备：“汤婆子”助人“夜夜睡到明”

建筑取暖是比较高效的取暖方式，毕竟有了保暖的墙体，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持室内的暖和。但在古代，不是每个家庭、每个房间都采取火墙等建筑结构，因此还需要一些灵活多样的设备来辅助取暖。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不同的地域涌现出了很多不同的取暖设备，它们也成为研究历史的有趣载体之一。

常见的设备有火盆，它又叫“神仙炉”，是一款具有极强的地方风韵与传奇色彩的取暖设备。史料记载，火盆起源于黑龙江，据说是在“三国时期”开始使用的，传到今天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了。 火盆最早是用泥制成的，泥火盆的最大特点是传热慢但保暖性能非常好,近代才有了铁、铜制成的火盆，火盆的形状以圆形为主，大小不一，其直径大多都是五六十厘米，有的还在盆边刻上吉祥花图。

一直到现在，火盆是农村冬天常用的取暖设备。生长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人应该都会对火盆有记忆。一到冬天，农村里的家家户户都会在家里放一火盆，盆里用木柴或者炭生上火，家里顿时暖融融。特别是春节走亲访友时，当户外风雪呼啸，大人和小孩围着火盆，一边“烤火”，一边闲聊，成为春节时的一大乐趣。

除了火盆，还有一些个人用的取暖设备，比手炉和足炉。手炉就是冬天暖手用的小炉，多为铜制。它是旧时中国宫廷和民间普遍使用的一种取暖工具，形制如小瓜大小，可随手提动，这就比火盆、火炕等取暖工具方便得多。且古代人宽袖大袍，手炉可置于袖中或怀中带着，所以又有“袖炉”、“捧炉”的雅称。手炉作为取暖工具在我国历史悠久，其起源说法不一。一说源于春秋时的楚国。楚地潮湿，楚人将香草放入带孔的熏炉中焚烧散气，继而发明手炉；另一说是源于隋代，隋炀帝南巡到江苏，天气寒冷，当地有人让铜匠做了一只小铜炉，内置火炭，献给炀帝取暖，炀帝称之为“手炉”。手炉在明清最盛行，清末以后逐渐衰落。

手炉由炉身、炉底、炉盖(炉罩)、提梁(提柄)组成。炉身有两层，分外壳和内胆。内胆多为铜制，放燃炭以产生热气，而外壳包裹内胆，既能保存内胆的热量，又能通过内外两层之间的空气传导，将热量由内胆口沿上的镂空炉盖(炉罩)散发出来。镂空雕刻的炉盖有五蝶捧寿、梅兰竹菊、喜鹊绕梅等众多纹形，跟炉身的福禄寿喜、花鸟虫鱼、人物山水等花纹相得益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传统民俗文化的博大精深。

足炉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但一说“汤婆子”，很多人就知道是什么了。“汤”，古代汉语中指滚水；“婆子”则戏指其陪伴人睡眠的功用。足炉宋代就已经出现，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取暖用品，它和热水袋的功能大同小异，装满热水后放置被窝以提高温度。足炉是一种铜质或磁质的扁扁的圆壶，上方开有一个带螺帽的口子，热水就从这个口子灌进去。足炉有铜质、锡质、陶瓷等多种材质，一般为南瓜形状，小口，盖子内有厣子，防止渗漏。灌足水的“汤婆子”旋好螺帽，再塞到一个相似大小的布袋中放在被窝里，这样晚上睡觉便十分暖和。宋时已有。小小一件取暖用品曾经被许多大诗人歌颂过。黄庭坚《戏咏暖足瓶》诗：“千钱买脚婆，夜夜睡到明。”明瞿佑《汤婆》诗：“布衾纸帐风雪夜，始信温柔别有乡。”

在这些常用的取暖设备基础上，文人墨客还发明一些比较雅致的取暖设备，熏炉就是其中之一。熏炉是用陶土或铜铁制成的贮火器具，铜质器具做工精致，多为宫里使用；民间多用陶土或铁制作。既然是文人雅士所用，它就有一些雅称：“暖炉”、“红炉”。它们在古代诗词中，经常现身，为诗词带来一股“暖意”。白居易有一首写熏炉的诗，名为《别春炉》：“暖阁春初入，温炉兴渐阑。晚风犹冷在，夜火且留看。独宿相依久，多情欲别难。谁能共天语，长遣四时寒。”

传统熏香炉,古代的熏香炉是金属或陶瓷做的外表有着精美图案的火炉，在里面点燃碳火，时时撒上香料或散香。用熏炉来熏香和取暖，从汉代以后，香炉的材质逐渐丰富起来。宋代出现了瓷制的博山炉。博山炉又叫博山香炉、博山香薰、博山薰炉等名，是中国汉、晋时期汉族民间常见的焚香所用的器具。常见的为青铜器和陶瓷器。炉体呈青铜器中的豆形，上有盖，盖高而尖，镂空，呈山形，山形重叠，其间雕有飞禽走兽，象征传说中的海上仙山--博山而得名（汉代盛传海上有蓬莱、博山、瀛洲三座仙山）。

提及这些取暖设备，不得不说一下古代取暖的材料。古代冬天取暖常用的能源是木柴、煤炭等原始燃料。晋人王嘉在《拾遗记》(卷四)记载，“及夜，燃石以继日光……昔炎帝始变生食，用此火也。”当然，炭也分很多种，有条件的人家，多使用人工烧成的木炭取暖，贵族之家用木炭取暖时，还会有许多讲究。唐玄宗李隆基的宰相、宠妃杨玉环的堂兄杨国忠家，冬天取暖用的炭便非同一般，系用蜂蜜将炭屑捏塑成双凤形，烧炉时用精贵的白檀木铺在炉底，一尘不染。

五代时期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还记述了唐玄宗用“瑞炭”取暖的场面：“西凉国进炭百条，各长尺余。其炭青色，坚硬如铁，名之曰瑞炭。烧于炉中，无焰而有光。每条可烧十日，其热气逼人而不可近也。”

因为炭的重要，在古代，官员的工资收入中，就有包含烧炭取暖的补贴。古代的工资主要由俸银、禄米、柴直(值)银三大部分组成。柴直银，就是冬天包含薪炭费用在内的生活补贴。早期烤火费多是实物发放，到了明代，则将这种月俸补贴，改为“柴薪银”，折成现金发放。明代皇室设有“惜薪司”，专管宫中所用柴、炭及二十四衙门、山陵等处内官用柴炭的供应；清代后来改成“营造处”，内设“薪库”，专门负责储运宫中所用的木柴、炭的采购和发放。清朝乾隆时期，每日发放炭的标准是：皇太后120斤，皇后110斤，皇贵妃90斤，贵妃75斤，公主公主30斤，皇子20斤，皇孙10斤。

衣物取暖：穷人穿麻富人穿裘

在冬天，御寒衣服是必不可少的。如今我们常用的棉织品，在全国范围内流行起来是明朝的事情。因此，在明朝之前，古代老百姓冬天大多是靠穿“褐”来御寒，褐是一种衣服的料子，属于麻制品，限于当时的工艺水平，用褐做的衣服既不能很好地保暖又不美观，恐怕连现在的麻袋片都赶不上。陶渊明在他的自传《五柳先生传》里说其“短褐穿结，箪瓢屡空”，“短褐”就是用粗麻布做成的短上衣，即使这样的衣服还有洞和补丁，真难以想象此种衣服怎样御寒。

不过对有钱人来说，情形就不一样了。裘是有钱人的冬装，裘即毛向外的皮衣，用以做裘的皮毛很多，如狐、犬、羊、鹿、貂、兔等，其中狐裘和貂裘最为珍贵，属于奢侈品，为达官贵族所穿。鹿裘、羊裘虽然品质略逊一筹，但也非普通百姓所能享用，穿得起的至少也算是当时的中产阶级了。古人认为狐腋下之皮毛最为轻暖，用其做成的狐白裘非常珍贵，《晏子春秋》中记录了“景公赐晏子狐白之裘，其资千金”。

还有一种重要的取暖材料就是动物的皮毛，用各种动物皮来做大氅、披风、帽子，厚实又保暖。

当然，如果只是衣服穿厚是没有用的，露在外面的手、头如果没做好保暖作用，也会冷。这个时候一双手套就是必需品，古人深谙此道。在马王堆汉墓的出土文物中，就有露指短手套，这些手套绣有各种精美的花纹，既美观又实用。此后从其他朝代的墓穴中，也有手套出土，有和今天一样把手指全部包住的样式，而且这些手套上绣有花纹，放到现在，也是难得一见的时尚装饰。

除了手部，古人对于头部保暖也很重视，而且花样更多。有学者研究，汉代时期，士庶男子在冬天在帛巾里用上丝绵，然后裁成长条扎在额头，用作保暖。元代，有地位的妇女保暖之物比较丰富，比较受欢迎的是抹额，它是包于头额，束在额前的巾饰。除开抹额，还有“卧兔儿”、“昭君套”，“卧兔儿”是一种用动物皮毛做成的女式饰品，戴在头上，在头顶像卧着小兔子；“昭君套”是一种无顶的女式皮帽。明朝时期，抹额非常盛行，上至达官贵人家的女性下至普通百姓家的女子，冬天都爱戴抹额。

至于男子，额头保暖以帽子居多。五代至宋朝，骑马出门的男子会头戴风帽，御寒且挡风沙。元朝，忽必烈有不少皮暖帽，银鼠暖帽。明朝，每年冬十一月，“入朝百官赐暖耳”，暖耳多用狐皮类制成，和今人所用耳套相似。清朝时的暖帽，多为皮制。

为了取暖，在一些配饰上也是想尽各种办法。对于古人来说，砚是读书写字的必备之物，而砚是研墨用具，在冬季遇低温结冰,于连续书写者十分不便。很多文人为此想了很多办法。暖砚便应运而生，它正是为了防止冬季墨汁冰冻而制成。从出土和传世的实物来看，唐宋时就有了暖砚，不过清朝暖砚的做工更加成熟。常见的暖砚材料有的是以歙石和松花江绿石为主，还有金、银、铜、玉、锡、铁、陶瓷等材料，也有相互组合而成的。

暖砚的造型多为方形、长方形，六方形、八方形、圆形、鼓形等，一般都是底座较高，二层结构。暖砚可分为水暖型、火暖型两大类。水暖型是在墨膛之下凿出空腔，注入热水保温，使砚面的温度升高，可以防止砚中墨汁结冻；火暖型是在砚面之下制成空腔，引入炭火烧烤或置放油灯加热。

这两种方法都有缺欠之处。热水保温法，保温时间难以持久；炭火烧烤法，石料经不住长时间的烧烤，砚面容易开裂。到了清代中晚期，江苏宜兴紫砂陶艺进入文房，利用紫砂泥可塑性强，透气性佳和耐高温的特性，制出了新型的紫砂暖砚。

由原材料就可知，暖砚非‘寒士’所能用，倒常是皇家的专用品。暖砚材质名贵，做工精细,是清代文具中的代表性作品。

在暖砚之外，还有暖椅，提供全方位的保暖。这个发明者不是别人，正是清代的著名文人李渔。他是古代文人中少见的善于工技的人物，他在《闲情偶记》里，专门讲诉了他自己设计制作的暖椅的一段经历：冬天著书，身体畏寒，砚台里的墨汁也会因天寒被冻住。他原本想多放几个盆炭，让满室都暖和起来。可这样一来，炭尘就多了。如果只用大小二炉，手和脚是不凉了，可四肢还是冷得。于是，他就千方百计地设计制作了一个新鲜玩意儿--暖椅，就是在椅子下面设计了一个抽屉，抽屉里面放置炭炉，这样一来全身就都不冷了。

食物取暖：商周流行小火锅

大雪纷飞的冬天，呼朋唤友，围坐着吃火锅，一则可以抵御寒冷，二则可以高谈阔论，实乃幸福之事。关于这一点古今皆然。白居易的《问刘十九》写下了意趣盎然的诗句：“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垆。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这首诗也成为描述冬天饭局的经典诗句。

冬天吃火锅，现在的很多人首选炭火铜锅，而对分餐制所提倡的“小火锅”不以为然。实际上，“小火锅”在商周时期就非常流行了，当时的人多是吃“小火锅”。当然，这也与当时的文明发展程度有直接的关系：当时的青铜器盛满菜也只够一人食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有一件西周有盘鼎，又名灶鼎，是商周青铜器中炊器与盛器的结合体。这种鼎，鼎下有托盘用于盛放炭火，类似于今天的暖锅、火锅。故宫里的西周有盘鼎高20.2cm，宽16.4cm，重2.26kg，从这件青铜器的容量来看来，确实是“小火锅”。

战国时期，吃火锅已经比较普遍，此时更形象的叫法--是“温炉”。到了汉魏时期，人们吃火锅已是很普遍了。从考古发现来看，此时已有各式各样的火锅，火锅的材质也不局限于青铜一类，出现了铁火锅、陶火锅等；除了吃分餐制形式的“小火锅”外，那时人们还吃起了可以放不同料汤、烧煮不同口味的鸳鸯火锅。

到了辽代，如今备受欢迎的“涮火锅”就浓重登场了。许多“吃货”都能说出这样一段历史：成吉思汗在行军打仗途中，为了让将士们赶紧吃饭，随手把几片羊肉放入热水中涮了几下，发现居然味道非常鲜美，由此发明了涮羊肉。其实，有资料表明，涮火锅在辽代时，就已经使用了。1984年，考古专家在一座辽墓的发掘中，发现了一幅壁画，壁画中三个契丹族人围着一个三足火锅，席地而坐，中间一个人搅动火锅，其身旁还有一些食物。

明代时期，火锅盛行，且吃法已经和现代人差不多，不过他们更加讲究。明代宋诩所撰的《竹屿山房杂部养生部》讲述了涮牛肉的方法，其中一种是将牛肉“视横理薄切片，用酒、酱、花椒沃片时，投宽猛火汤中速起”。

到了清朝，火锅尤为盛行。它不仅是著名的“宫廷菜”--清宫御膳食谱上有“野味火锅”，曾被作为国宴，还在民间非常流行。有资料记载了乾隆皇帝对火锅的情有独钟。据记载，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八月十六日至九月十六日的御膳，共上火锅23种、66次，有鸡鸭火锅、全羊火锅、黄羊片火锅，有鹿肉、狗肉、豆腐、各种菜蔬等不同火锅食材。乾隆四十八年正月初十，乾隆皇帝在乾清宫筵宴宗室，一次办了530桌火锅。 

来源：北京晚报 北晚新视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