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官员着实被噎了一会儿，反应过来后立即辩白说：“我虽然没有功绩，但是也没有罪过。”阎罗王嗤笑道：“你一生到处只为保全自己，就算碰见冤狱，也为了规避嫌疑而什么都不说，难道不是辜负了百姓吗？碰见些为难事，只要觉得它麻烦棘手就不做，难道不是辜负国家吗？你们的朝廷为什么三年要考核一次政绩呢？正是因为如果官员无功，就是有罪。”那官员被狠狠折了锋芒，当即哑口无言。

从古到今，中国的文学作品中似乎从来不缺少对清正廉洁的赞颂和对贪赃枉法的批判，故事中这个到哪儿都“只饮一杯水”的官员，若是放在别的作者笔下，就算没有被树立成官场的道德模范加以讴歌，也不至于平白无故受此抢白大丢面子。由此可见，纪晓岚在判定一个官员时，是有自己的一套准则的。他认为作为一个称职的官员，既然在这个位置上，就该承担这个位置的责任，有冤案你要管，有难办的事，即便再艰难也要去尝试。一个尸位素餐的官员，即使做到了举世皆浊他独清，也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谈及纪晓岚，不得不说，这个人算是清朝乃至历代文人中为数不多的各方面比较成功的人物了。科举上没怎么折腾就中了进士，做官后因受到乾隆皇帝赏识喜爱而仕途顺畅，历任左都御史、翰林院大学士等不错的官位，后来又先后做了礼部、兵部的尚书。扶摇直上的同时，他还主持编纂《四库全书》这样一部注定流芳百世的集大成之作，成功跻身于中国历代最伟大的学者之列。进则庙堂居高位，退则文华传百世，那个时代的文人们梦寐以求的所有好事，几乎都叫他沾上了。这种运气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的作用，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纪晓岚这么个深陷官场的人，却还能清醒地保持着对官场的独特认识，更是难得。但话又说回来，可能也正是由于纪晓岚已经到了那么个位置了，所以再特立独行的想法也难动摇他的根基了。

庄子曾在《逍遥游》中写下了玄之又玄的十二个字：“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言”。大意是说，要做一个道德修养极高的人，需要忘记自己，放弃和外界的对立。神人就要比至人更高一个级别了，不居功，不想着去建功立业。而最顶级的圣人，则是连虚无的名头也不惦记了。其实如果强词一辩，说故事里的那个官员合得上这三点，也是说得过去的。那人忙于自保，不关己事不开口，不就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和外界的对立了吗？那人胸怀坦荡，所到之处只饮一杯水，不正是半点没有居功的打算了吗？那人自认为官无功无过，看来也是没打算留什么生前身后名，不就是连名头也不惦记了吗？大胆地设想一下，若叫庄子本人来评判纪晓岚笔下的这个官员，搞不好还能赞一句他顺应了道法自然的规律呢！说实在的，一些官员若真想放任自己“无为”，是很容易找到理由和凭据说服自己的。尽管老庄学派的理论一直冒着腾腾的仙气，一般人难以望其项背，但拿它来自我催眠消极避世，还是绰绰有余的。

清代另一个文人黄图珌在他的一篇文章中也提过这种类似退而求其次的观点，他谈及为官，说“宁守闲职，而勿求剧职；宁无佳政，而勿效酷政；宁可旷职，而勿使逾职；宁有宽政，而勿效苛政。”简单说就是，就算你做官做不了多好，但只要还能持守住底线，差不多也就行了。但像 “守闲职”、“无佳政”、“旷职”、“宽政”之类的风格，若叫纪晓岚来评点，恐怕也难免被指桑骂槐地批为无功窃食的虚糜之事。

一般官员想要维持纪晓岚似的清醒独特很困难，除了很容易就倾向于给自己和同类人事的不作为找到借口，更大的难处还多得是。几千年来，一些东西早已被历史夯得结结实实，就算有些个体想尝试着动摇它，也势必要做出一些不太好看的动作的，少不得还会有些出格之事。可如此一来，又难免背离了儒家素来提倡的“中庸之道”。而且，即便头破血流地冲开了“中庸”的束缚，或许等待着他们的又是玉焚石不焚的结局。所以，这些人是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忧还忧，来来去去，最终陷入深深的无奈。

其实纪晓岚也不是呆在高处就不谙下面疾苦的人，或许这些无奈他心里也明白，所以他将之前的那些嘲讽全归作贤者的“一念之私”。故事的最后，他让阎罗王在打压了那官员的气焰后，还温和地抚慰他说：“你可不能怨我刻薄，谁叫你刚刚那样气盛呢！平心而论，你已经算是三四等的好官了，来生也会有你的官做的。”

来源：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网   作者：晏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