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想法，自然是给家里长辈报平安，再一一回答亲友们的提问。毕竟长辈们年纪大了，经不起吓，倘若不预先报平安，天知道他们看到新闻，会如何恐慌。好在我的担心比较多余：巴黎时间11月13日午夜，北京时间还是周六凌晨，父母们闲适地起床，还没来得及看新闻。听到我表达的“爸妈，我们很好”后，还以为是表白献殷勤，“好好，我知道你们一直很好！”

大概一小时后，他们才送来迟到的诧异：“哎呀呀！巴黎居然出了这么大事！！你们好不好啊！？”

实际上，巴黎最紧迫的时间，发生在11月13日夜间，之后，当世界媒体都开始报导、世界人民一起为巴黎祈祷、痛骂极端分子时，巴黎反而静下来了。我花了些时间，给父母科普：巴黎的地形吧，出事的地方在十一区；我们呢住在十三区，没被波及；球场虽然有爆炸声，但只在场外；我们没事；安保工作也加紧了，近期应当无事了……

互联网上的诸位，都知道了共和国广场的伤亡、巴塔格兰剧院人质被杀、奥朗德总统（事后证明，爆炸发生时，他在法兰西体育场里面，坐在我们正对面的看台）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世界媒体震惊，悼念，祈福。而在巴黎，朋友们忙着在微信上报平安，各自传递最新动向，感叹，诧异，彼此叮嘱要小心，一起赌咒发誓要囤积食物，居家不出。

然后一夜过去了。

巴黎时间11月14日正午十二点，巴黎13区的托尔比亚克街、国家路、杜尚路几条小街上，行人淡淡地，吃胖的鸽子发着愣，一切仿佛寻常周六。超市开着，超市里的人流不比平常周六的人少，但也不多，只每个人，都似乎比平时买得多些：牛奶、水果、甜品，等等。

在拉德芳斯的朋友说，街上大致如常。大人带着孩子溜达，露天锻炼的人还在继续。她自己和楼下的阿拉伯老先生聊天，老先生把极端分子痛骂了一顿。

——在巴黎，有一部分已经融入法国生活的阿拉伯世界移民，发自内心地痛恨极端分子。2015年初查理漫画枪击事件后，我去买kebab烤肉吃时，店老板之一愁眉苦脸：似乎因为他是摩洛哥来的，而每年的居留申请，都会因为局势的变化而松紧不一，他自己，及许多阿拉伯世界来的，是最怕极端分子惹事的：“这些人都是疯子！”

11月15日，周日，巴黎大晴。打开天窗，阳光如温水塞满鱼缸似的，盛满屋子。街市铺子惯例关门。整个城市都在赖床。趁周日早起跑步的人依然有，虽然少了一些。倘若不知道前一天发生了什么，颇有点学校放假、学生集体回家了的闲适感。鸽子们依然无知无识地乱飞。

国内的亲友还在陆陆续续地得知新闻，探问巴黎是否血流成河。新闻连篇累牍地轰炸，令他们觉得巴黎似乎已经是座地狱废墟死城。听说我出门购物后，探问的口气，仿佛我是去领战时物资。

我不由都开始怀疑了：莫非我自己真的是心太宽啦？

出了事后，世界媒体当然再一次开始讨论伊斯兰国、阿萨德政权、普京、美国、库尔德人、恐怖组织的渊源、法国的种族问题、欧洲的未来。但是，对我们这样生活在巴黎的人而言，这些议论与评述，似乎不那么切身。爆炸案发生之后的两天，媒体上的巴黎与现实中的巴黎产生了微妙的反差。现实生活的巴黎，如我所见，略带紧张地沉静；媒体上的巴黎则疮痍满目。

这个时代的重大事件总能送进每个人的耳朵，而由于轻微的信息不对等，大家给出的反应不同。我的反应便似乎不如许多人的预期，以至于有朋友问：

“你们怎么现在一点都不害怕呀？”

11月16日，周一，多云。媒体上还在痛悼，各处举行悼念活动，有市民去罹难处献花，但一个周末的沉寂，似乎让大家缓过来了。巴黎的行人显得比以往沉郁些，走路快些，但日子又继续了。实际上，哪怕在13日出事夜晚，我从圣丹尼斯一路回到奥林匹亚，也没看见骚乱与恐慌。

2015年初，著名的查理漫画枪击案，就在我常去的巴士底市场不远。枪击案后的周四，巴士底市集照样摆开：两大列四大排的市集，蔓延半站地铁的长度。服饰、音像、鸡蛋、海鲜、蔬果、肉丸、烤鸡、奶酪。只许多铺子支起了“我们都是查理”，以表对恐怖分子的抵制。

恐慌与萧条，乃是极端分子之所欲，恐慌是会彼此传染的。反过来，镇静也可以彼此传染。对巴黎而言，只要人们看到彼此镇定地、一切如常继续生活，似乎便没什么值得紧张的了。

我常去的一个辽宁小伙和北京姑娘开的饺子夫妻店，还是开着。11月14日开着，11月16日开着。我去叫外卖时，他说11月14日晚间关了门。“倒不是害怕，而是客人少了。”

“这几天客人会慢慢多起来吧？”“会的，日子过着，就会好起来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只要时间过去。

来源：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网   作者：张佳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