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妙手补书书可春——全国古籍修复技艺竞赛暨成果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开展，103册件修复竞赛作品和珍贵古籍修复成果展出，其中国家图书馆“四大专藏”中的三件——敦煌遗书、《永乐大典》、《赵城金藏》集体亮相。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籍修复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杜伟生说，这也是我国第一次举办以古籍修复为内容的专题展览。

看点一

“粘不住”的敦煌遗书

此次展览由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国家典籍博物馆）联合全国各省级古籍保护中心共同举办，展示了近年珍贵古籍修复成果，涵盖早期佛经、宋元善本、金石拓本、明清古籍及稿抄本等各类古籍。

比如敦煌遗书中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五》就是本次展览的一件重要展品，虽然经卷泛黄古老，颜色深浅不一，但它“完好”得几乎看不出任何修补痕迹。

杜伟生从事古籍修复事业已有40余年，敦煌遗书正是他主持、参与的修复项目。眼前这件作品修复的难点在哪儿呢？“你看这经卷上颜色深深浅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使用的是上了蜡的‘硬黄纸’。”杜伟生解释，“硬黄纸”是一种盛行于唐代的书写载体，上蜡后成半透明状，不仅可以用来做“描红纸”，而且具有“防虫避蠹”的作用。

但也正是因为涂了蜡，纸张的吸水性变得很差，“浆糊涂在上面粘不住，经常刚刚修补完，一压就又裂开了。”所以，在修复这样的古籍时，需得“小心加小心”，进度十分缓慢，“仅这一卷就得修上两个星期。”而国图收藏敦煌遗书1.6万余件，工程量可想而知。因此，敦煌遗书的修复工程，自1991年3月启动，本着“整旧如旧”、“最小干预”、“可辨识性”、“可逆性”的原则，至今仍在持续进行中。

看点二

“不能拆”的《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不能拆，拆了就再也回不去了。就像你把衣服拆了重新做一遍，针脚总有搁不回原处的地方。”杜伟生说。

本次展览中，展出了一本修复好的《永乐大典》，而展板上则匹配了一张杜伟生20多年前修复它时的工作照。“明代原装的古籍本就不多，皇家的东西更是罕见，《永乐大典》的散佚是由于战乱，并不是被人看坏的，国家图书馆现藏的224册《永乐大典》里有100多册都是原装文献。传世的明代刻本中大部分装帧都不是明代的，但《永乐大典》绝对没有问题。”杜伟生介绍，正是由于《永乐大典》具有这样的完整性，所以在保护时，工作人员们不能像修复一般古籍一样，将书脊拆开，把书叶分成单张一一修补。但它们同样存在不同程度的破损，不利于长期保存和整理利用，而亟待修复。

《永乐大典》是传统古籍的“包背装”，印好的书叶白面朝里，图文朝外对折，配页后将书叶撴齐、压平。由于不能拆装帧，杜伟生想出了一种“掏补”的方法，把工具伸进折页中间，一点一点“掏”着修补。“修复的时候要非常仔细，进度也较慢。补完一叶之后要压平，待干透之后才能修补第二张。”

这是古籍修复方法上的一种创新，也被杜伟生称为“没有办法的办法”。除此之外，《永乐大典》的修复还严格按照“整旧如旧”的原则开展，尽可能保留了原书书叶火烧痕迹等，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古籍修复档案。

看点三

“读不懂”的西夏文献

一件整齐排布着难懂的异域文字的长卷，静静躺在展柜里，散发着古老而神秘的气息。这件修复完好的作品来自西夏文献。

据介绍，在修复这件文献时，依据初始状态，判断它是类似经折装古籍。文献展开后，书叶之间大多都断裂了，最多只有四叶相连，书衣和书叶之间也断开了,“也不能完全判断它就是经折装，不排除原来是卷轴或其他装帧形式，后人为携带保存便利而按经折装帧后加装书衣。”

有一点比较特别，就是这件文献的书衣托纸上也印有字迹，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当年的西夏纸张十分匮乏，专家推测，这部古籍的书叶、书衣托纸来自当时认为“价值较低”的文献。

“西夏文献的修复充分体现了文献专家与修复专家、文献研究与修复技艺的结合。”杜伟生告诉记者，西夏文献的修复工程是在著名西夏学学者史金波的提议下启动的，历时近一年的时间。由于该文献以古西夏文记载，给文献修复造成了很大难度。不仅现在的修复师不认识古西夏文，在西夏文献流传的千年时间里，曾修补过它的“前辈”们，也同样存在语言障碍的问题，这就造成错页情况的发生。

怎样才能在完成修复的同时将前人搞错的“页码”调回来呢？国图的文献修复专家们联手了西夏学学者，由他们为文献整理排序，之后再交由修复组完成了书叶的调整和纸张的修补。

看点四

虫眼儿遍布的“天禄琳琅”

展览还展出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于2019年通过“古籍修复技艺竞赛”向各省古籍保护中心征集到的参赛作品。

“这幅祠堂画像来自国家图书馆馆藏，它是本次竞赛中的优秀作品代表。”记者看到，身着清代服饰的女子“端坐”画中，姿态沉静，不仔细看几乎看不出“曾经沧桑”的样子。

而杜伟生却告诉记者，其实，这幅画本来的样子十分“凄凉”。“接受捐赠时，这幅祖先像仅剩画芯和旧色纸质隔水立柱。虽然画芯没什么破损，但表面却遍布霉斑和污物，厚厚的尘埃也让画中的主人公难辨颜面。”因此，这幅作品在修复时的难点在于清理画芯，要用水把霉斑和灰尘都洗干净。“这可是个‘见功夫’的事儿，难在水得用得合适。水少了，洗不干净；水多了，就给洗‘灰’了，也就是让它‘见新’了。”

“‘天禄琳琅’是清代宫廷善本的精华，现存600余部。国家图书馆藏有约3500册，其中300余册存在非常严重的糟朽、絮化、粘连等破损，属于《古籍特藏破损定级标准》所确定的一级破损，且存在状况进一步恶化的隐患，急需抢救性修复。”展柜里，一件《事文类聚翰墨全书》和一件《唐文粹》在本次修复技艺竞赛中脱颖而出，它们都来自“天禄琳琅”。

“你看，仅这一叶上，就有多达七八十个‘虫眼儿’。”杜伟生指着眼前的《事文类聚翰墨全书》说。乍一看完好无缺的书叶，一旦俯下身细细观察，就能看到大大小小数不清的蛀孔，像“水印”一样浅浅印在已补充完整的泛黄书叶上。“这件作品在修复时，最难得的就是配色得宜，修补好的书叶不仅看上去和谐完整，又能辨认从前的痕迹。”

据介绍，从2013年开始，国家图书馆启动“天禄琳琅”修复项目，项目对修复过程进行全程记录，保存修复档案，同时开展对存世“天禄琳琅”古籍的寻访和研究。截至目前，已完成约20000叶珍贵古籍的修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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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古籍修复人员已达千人

十多年前，全国从事古籍修复的专业人士尚不足百人。如今，“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展已超过10年。记者从国家图书馆获悉，目前全国古籍修复人员已发展壮大至千人。国家图书馆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共建立了12家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依托“培训基地、高等院校、传习所”，通过举办短期培训班、招收古籍保护专业硕士、师带徒等多种方式培养古籍修复人才。

目前，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全国附设传习所已达32家，传习导师28位，收徒241人，先后开展了《天禄琳琅》、西夏文献、唐宋佛经、《古今图书集成》、纳格拉洞藏文佛经等修复专项工作。全国古籍修复室面积超过2.7万平方米，抢救修复古籍总量达到360万叶，古籍修复工作成效显著。

（原标题：全国古籍修复成果展背后那些事儿 妙手补书书可春）

来源：北京晚报

本报记者 孙乐琪 阎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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