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查品才

心史：一次史学实验

陈寅恪晚年著《柳如是别传》，史学家王汎森认为这是他的“史学实验”，至于何为“史学实验”，他解释道：“这场实验的核心是他使用的证据还有推理的方法。历史学是靠证据的，在这部书中，他大量使用我个人所谓的‘象征性证据’或‘间接性证据’，这是不同于其他人的研究，也不同于他自己此前研究的地方。‘以诗证史’在《元白诗笺证》中已有体现，但《柳如是别传》更进一步。……陈寅恪在讨论文本的时候，往往有个基本的前提：文本是一层一层‘套叠’着的、‘用典’有着一层一层指代意义。他认为典故本身蕴含着用典人的想法在里面，‘典’不只是简单地为了装饰或诗的好看，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说出当事人所要说出的东西。”

《国学与王朝：罗振玉大传》陈鸿祥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很显然，使用大量“象征性证据”或“间接性证据”是《柳如是别传》证据链上的一大特色，以诗证史，解析典故，往往能发明新意，得人之所未见。翻看陈鸿祥所写的罗振玉传，也不时会有这种感觉，作者并不满足于一般性的文本解析，而是试图以心映心，窥见罗振玉的内在世界。譬如罗振玉65岁时曾作诗云：

二十年来国步频，

握蛇骑虎阅艰屯。

低回苦忆承平日，

迟莫俄惊天地春。

尚有故人同汉腊，

且斟柏酒诵皇恩。

但期早勒湘江石，

皂帽何妨老海滨。

诗作于1931年农历新年来临之时，所谓“二十年来国步频”指的是1911年清朝灭亡以来的种种变化。全诗既有黍离之悲，也有皇图再造的希冀。作者并未简单将其释为遣怀之作，而是敏感地意识到末句中的用典。“皂帽”原指黑帽，此处则化用汉末管宁之典，指隐居不仕。1931年，东北发生“九一八事变”，罗振玉奔忙着“迎驾莅东”，中兴大清。这诚然是他再造故国的具体实践，但是也能看得出他内心有一丝功成身退的打算。“何妨老海滨”倾注着原典所不具备的意涵，管宁隐居辽东30余年，最终还是回到了中原。然而罗振玉则觉得老死海滨又何尝不可。“皂帽”这顶帽子，罗振玉是戴了。早在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柯劭忞在给避乱日本的罗振玉信中就说：“元兄已伏天诛，辽东皂帽盍归来乎。”将罗振玉比喻为管宁。伪满建立之后，罗振玉虽官拜伪监察院院长，但随后多次辞官。他在《归田》诗中说：“垂老无裨天下事，归来幸饱腐儒餐。”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位归隐的文士。最终也如其所愿，他辞官后在旅顺海滨建有鲁诗堂一座，“此土此人，载酒看花”，一派文人逍遥的景象。他讲授杜诗，集陆游诗，撰写《石交录》《宋本庐山记校勘记》等了却残生。总的说来，罗振玉确乎遗老，尽管曾旅日生活，和东洋人、西洋人有深入交往，但是骨子里的旧式文人色彩并未改变。

学者龚鹏程曾说：“论罗（振玉），则基本上是仅述其‘迹’而不能探其‘心’的。因此谈来谈去，辄觉不真切，亦不深刻。”陈鸿祥的研究恰好补足了这一缺憾，还原了一个有鲜活骨肉的国学大师。

画作里的遗民气息

《史记·伯夷列传》云：“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这是商末伯夷、叔齐两兄弟耻食周粟，在首阳山饥饿时所歌。伯夷、叔齐的事迹在古代文人的描绘中往往代表着一种高尚的节操。但凡改朝换代常有人效仿他们为前朝殉节，或者选择隐而不仕。当这一价值观念形诸人名和图像时，则往往表现为使用、创作有明显象征意义的自号以及书画作品。罗振玉大传中收录了一幅罕见的罗振玉亲笔画，上绘两棵傲然挺立的松树，树下有石，石旁有丛竹，画幅右上端有罗振玉甲骨文题字“贞松”。唐人刘知几在《史通》中说：“盖霜雪交下，始见贞松之操；国家丧乱，方验忠臣之节。”刘希夷也有诗云：“愿作贞松千岁古，谁论芳槿一朝新。”“贞松”就是“忠臣”的代名词。罗振玉自号“贞松老人”“松翁”，也曾获溥仪钦赐“贞心古松”“岁寒松柏”匾额。翻看《罗振玉印谱》，含有“松”字的罗氏自用印不止一枚，如“贞松老人”“松心老人”等。“松”之于罗振玉无疑有特殊意涵。因此，这幅画可以视为罗振玉的自画像。根据落款，此图作于1921年。这一年罗振玉办了一件大事，他开办了天津博爱工厂，先租房，后自建房，以四子罗福葆为经理，于天津、河北开设新厂房。该厂规模不小，有织布、织带、织巾、织帘、布沙纸等科，请熟练师傅传授技艺，“后生徒再毕业，乃罢诸科，专设印刷科”。开厂的目的在于“以工代赈”，救济当时已经没落的八旗子弟。“庄王的一个后代，最终是饿死在南横街会馆的空房子里，死了也无人收尸。睿王的后代钟氏兄弟，因生活无着而去掘祖坟。怡王的后代毓子玉、毓子良兄弟，为争祖产，闹上公堂，打了几年官司。”凄惨至极。当时清室皇族三万余人，而“啼饥号寒之家，不可数计耳，耳闻目睹，情实堪怜”。为了解决旗人的生计问题，罗振玉可谓是披肝沥胆，在此前后他还同遗老金梁一道办起了东华银行，以金融手段融资生息。由此可见，罗振玉的才识确实远超凡人。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正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受到外来冲击，1911年清朝覆灭，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事件和既往的朝代更替有多大不同。如果从同情之理解角度出发，罗振玉同汪精卫有很大区别，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申不害式的人物，甚至算得上是一位“爱国者”，但是他所爱之国和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有相当的距离。他画画的这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南方的福建华侨陈嘉庚在家乡办起了厦门大学，孙中山则在广州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到了年底爱尔兰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宣布独立。整个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向前发展，然而我们无论从罗振玉的诗文，还是字画来看，他仿佛是和时代潮流脱节的，他更像是一位古人。

学者写学者

2019年为甲骨文发现120周年，政府及学界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罗振玉作为通读甲骨文的第一人，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

他是一位大学问家，学界也公认没有罗振玉就没有王国维。如何展现罗振玉的学术成就，是为其立传的一大难点。幸运的是，在《国学与王朝：罗振玉大传》中，作者用力最勤最精的恰好是这个部分。30章70余万字的规模，尽数按严格的学术规范写就，在阐述研究所得的同时，也回应了众多学界关注的议题。这种写法在传记作品中是极为罕见的。本文试举陈鸿祥考辨罗振玉学业和事业起点以佐证之。

其一，学业。罗振玉天资聪颖，著述极多。学界一般认为他一生学业始显于《存拙斋札疏》，其文本依据来源于罗振玉晚年回忆录《集蓼编》中的一段话：“德清俞曲园太史采予《札疏》中语，入所著《茶香室笔记》中。于是，海内多疑予为老宿，不知其时甫弱冠耳。”这里的“德清俞曲园太史”是清朝著名的经学大家俞樾，他长罗振玉45岁。俞樾在《茶香室笔记》中确实提到罗振玉，使用的称呼还是“国朝罗振玉”。这非同小可，因为俞樾在名字前冠以“国朝”二字的皆不是常人，书中同罗振玉一样加“国朝”的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钱大昕、赵翼等，均为学术巨擘。作者替罗振玉作传时并没有照搬罗振玉的回忆，他统计俞樾笔记中摘抄的罗振玉条目，发现11则来自《存拙斋札疏》，另有7则来自于《读碑小笺》，4则来源于《面城精舍杂文》甲编。《读碑小笺》是罗振玉18岁时的作品，也是罗振玉平生所写第一本书。《存拙斋札疏》刊于1887年，罗振玉时年21岁。《面城精舍杂文》甲编刊于1891年，罗振玉25岁。换而言之，俞樾摘抄罗振玉的研究成果最早也要在罗振玉25岁时，绝非“其时甫弱冠耳”。罗振玉的回忆并不准确。罗振玉的后人以及一些学人未加考订，甚至错解罗振玉回忆，上升至俞樾将罗振玉“误认为本朝名宿”，一来这于史无征，二是俞樾摘抄的《存拙斋札疏》有汪士铎跋文，跋文中明言21岁的罗振玉“年裁弱冠，斐然有成，后来之彦，非君莫属”，看到跋文的俞樾没有误认的可能。

其二，事业。罗振玉早年间在上海从事实业，办务农会和《农学报》，此为罗振玉事业的起点。20世纪50年代问世的出版史料中论述罗振玉所办的这份报纸，说：“后让与日人香月梅外，出至三百十五期止。”此条论述误导了很多人，有人进一步说《农学报》于“1898年挂上日商招牌”。然而从版权角度考虑，以《农学报》所刊的公告为据，即使是报纸重刻也要经务农会开会讨论决定，罗振玉无权随意转让。1898年中国发生戊戌政变，朝廷禁学会、封报馆，但是《农学报》不仅没有被封，罗振玉反而乘机请求清廷改为官办，两江总督刘坤一批示，“令上海道拨款维持”，1900年的出版的《农学报》封面上也因此加上了“遵旨刊行”四字。如此一来，所谓的“挂上日商招牌”也就无从谈起了。

罗振玉一心辅佐溥仪，试图恢复大清，事不成时则立身伪满。虽然说他是中国近代农学的奠基人，但是其所治之学却接续着乾嘉以来的朴学传统，研究理路大不同于陈寅恪等人。如果说“国学”这一概念能够成立，罗振玉有资格当“国学大师”。罗振玉的实业才能，非同时代其他学者能比。他的作为绝大多数都是围绕着大清中兴、故国再造，财力不济时甚至不惜售卖私人收藏。他不同于郑孝胥，少见私心私利。或许正因如此才显得更加迂腐不堪，最终连在他所忠心的皇帝溥仪那里也得不到好印象。

如果中国沿着过去的传统继续下去，他有很大的可能性进入正史中的遗民列传，位同顾炎武、朱舜水等人。只可惜时代剧变，生不逢时，他成了活在近代的古人。这也是他最大的不幸处。

（原标题：被誉为“甲骨四堂”之首 集敦煌学、考古学、金石学、校勘学于一身 罗振玉：活在近代的古人 ）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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