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凉埃

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埃博拉治疗中心，一位工作人员怀抱一名疑似感染病毒的儿童。

埃博拉，这种神秘丝状病毒的阴影似乎一直盘旋在非洲上空。从20世纪70年代首次于扎伊尔（同时还有南苏丹）被发现，并以暴发村庄旁一条名为“Ebola”的河流命名，这种出血热就一直以“烈性高”而闻名。但是与其他病毒相比，埃博拉似乎低调得很，在日常生活中甚少提到。因为这种病毒似乎“专属”于非洲，离我们很遥远。虽说今天非洲也依然是这个地球上受到各类疾病威胁最严重的区域，但这样的非洲，却始终是一片被遗忘的大陆。

“死亡天使”轰然引爆炸弹

如果说埃博拉最初的出现，只是一次偶然，那么2014到2016年非洲西部埃博拉的卷土重来倒颇有些蓄意而为的意味：这次大暴发是自出现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埃博拉疫情，埃博拉千里奔袭西非，不仅突破了以往的乡村界限，在大城市中游走；更突破了国界，在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同时暴发，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全境无一地幸免。当2016年6月WHO（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疫情结束时，已有28616人确诊或疑似，其中11310人死亡。

这次的大暴发颇有些黑色寓言的意味。文明社会似乎都已经淡忘了埃博拉这个病毒之王的威力，非洲作为“遗忘的大陆”又往往在主流媒体关注之外，在这个叙述为王的时代，西非疫情轰然引爆了一颗炸弹：面对病毒，我们的公共卫生系统能做什么？可悲的是，我们能做的极其有限。时隔半个世纪后，埃博拉病毒本身进化了、变异了，而人类依然脆弱，甚至受困于道德、伦理、民族意识，人类更加无助了。

《血殇：埃博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书就是关注这次西非埃博拉大暴发的绝佳纪实作品。与作者理查德·普雷斯顿备受好评的前作《血疫：埃博拉的故事》相比，《血殇》更关注的是病毒的社会属性。我们既不能把病毒简单看作某种生物，亦不能将其粗暴地划入非生物。在病毒独特的世界里，作为闯入者的人类也在改变着病毒：病毒由某种野生动物体内进入人类体内，巧妙借助着人类彼此之间的情感纽带进行传播，并搭乘人类技术、经济发展的高速路，最终实现了暴发。而承担着拯救生命重任的医护人员同样也是埃博拉病毒常见的受害者。作者用悲天悯人的笔触刻画着医护、家人之间的情感纽带，将埃博拉死亡天使这一名称演绎得淋漓尽致。

无国界的病毒遭遇被遗忘的大陆

虽然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埃博拉病毒而不是人类自身，然而在我看来，以2014年西非埃博拉暴发为开端，埃博拉疫情背后更多的是人类社会被自身傲慢反噬的影子。

有据可查的第一次埃博拉暴发，发生在非洲中部偏远的村庄；而2014到2016年西非埃博拉的大暴发则同时吞噬了西非国家的城市与乡村。距离第一次暴发已经将近半个世纪，全球其他地方无论是经济条件还是技术水平都有了飞速发展，但是非洲没有，其公共卫生部门依然脆弱。《逼近的瘟疫》一书中指出，20世纪70年代非洲的瘟疫前哨是修女、神父们，仅仅是信仰支撑着他们走在第一线，直面未知的病毒，甚至以死亡向人类世界点燃病毒来临的警示狼烟。然而到了今天，瘟疫的脚步依然迫近，而这片大陆上的前哨却没有增多，依然只有凭借着医学信仰在工作的医护人员，书中写到的塞拉利昂凯内马政府医院拉沙热项目组的监控小队就是一个缩影。基层卫生部门分支机构的匮乏依然困扰着这片大陆，这给瘟疫创造了完美的温床。同时，非洲欠完善的卫生设施、较低的受教育率都为这场瘟疫的暴发鼓劲呐喊。

另一方面，主流世界对这片土地的遗忘与忽视，则成了瘟疫最好的掩护。当埃博拉再一次如蛇般游走时，这场疫情甚至没能进入主流媒体的视野。一些相关卫生机构也不过是认为，这依然是传统的埃博拉，即使是最危险的扎伊尔毒株，最恶劣的后果也不过是屠村——何其讽刺，某种烈性病毒被忽视是因为它致死率过高，除了死亡什么也不留下。这听起来仿佛一个中世纪的黑色寓言，却是切实发生在埃博拉疫情中的故事。于是，最初的零星死亡被忽视，病毒悄悄在人群中扩散的同时进行着自选择，直到最适合的那个毒株诞生，至此病毒之王重生，扎伊尔毒株携着新的突变奔袭西非，终酿成灾难。

与主流媒体一向缺乏对非洲的关注一致，全球也依然缺乏对埃博拉的关注乃至深入研究。为什么呢？因为这“不过”是一种专属于非洲的疾病。何其可悲，病毒并不知道地理位置，埃博拉的阴影其实早已触及欧洲、北美乃至亚洲，只不过我们一次次选择了忽略。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埃博拉就已经深入芝加哥，所幸以一位回乡探亲不幸染病男子死亡告终，没有酿成大祸；乌干达绿猴身上携带的埃博拉毒株也早已前往各地，所幸这不过是雷斯顿毒株，人类没有遭殃。但是这些事实早已告诉人类，病毒没有国界，只是我们依然怠慢。更可悲的是，人类一直自大地以为埃博拉会被自己的高致死性反噬，孰料聪明的病毒早已变得更具传染性、隐蔽性，前期温和而后期暴发致死。至此，脆弱而无防备的人类与卷土重来的埃博拉正面相逢时，一场惨烈的疫情发生了。

人性的弱点为病毒推波助澜

《血殇》中关注的塞拉利昂凯内马政府医院的拉沙热项目组已经具备了对四级病毒进行处理的基本能力，但是受制于紧张的人手、严重不足的场地和经费，最终也难逃几近全军覆没的惨剧。如果说1976年的埃博拉带走了一整座医院是因为人类与病毒初次相逢的无知；那么2014年带走一座医院，则是因为人类的自大与冷漠。

自大使得人类迟迟没有推进研究，零星的研究尚处于试验阶段，仅有的成品不能被使用。时至今日，WHO网站关于埃博拉的治疗方案依然是宣判死刑的话语：“早期的支持性护理和补液、对症治疗可以提高生存率。目前还没有获得许可的治疗方法证明可以中和病毒，但一系列血液、免疫和药物疗法正在开发中。”

冷漠则使得人类没有去相互帮助。当一所医院独自在风暴中心苦苦支撑时，当冗余的官僚系统迟迟无法兑现承诺时，当从拉沙热的魔掌下捡回生命的医护人员再度奔赴埃博拉战场时，他们都只能靠自己。这样的情形下很难想象拉沙热项目组全体医务人员的心情，当院内感染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当同事一个个患病离开时，当胡玛尔·汗医生自己都身染沉疴时，身处漩涡中心其他人的心情几何？事实上，作为读者，读到这里时是绝望的。这样的命运，可以落在任何一个人头上。而为人类冷漠、自大付出代价的，可能是任何一个普通人。

更进一步，如果说1976年的医务工作者是死于对疾病的无知，那么2014年的以汗为代表的医护人员则更多是死于伦理道德，这些人类社会不合时宜出现的满地鸡毛。绝对的理性往往是通向无序的开始：理性地选择了不用药，因为无法顾及医者的职业道德；理性地选择了不让汗自己选择是否用药，因为必须避免实验中的干扰。理性选择的最终结果就是看着汗一点点死去。从程序上，这件事情本身无国界医生并没有做错，只不过是因为理性过头了，让人有一种疏离的愤怒。大概也是因为无国界医生始终坚持的这种理性思维，始终冲在抗击埃博拉第一线的无国界医生会在非洲这片大陆被妖魔化。而另一面，塞拉利昂国境另一侧，利比里亚境内的肯特医生和南希·莱特博尔的获救则完全体现了医者的赤子之心。如果不是莱斯· 普莱勒博士最后时刻违规给两个人用了药，势必有一个人无法获救。人类之所以为人，是因为在理性以外尚有情感。医者仁心不仅仅体现在偶尔治愈，更是凝聚于持久的安慰。我们无法坐视同胞的死亡，这与职业无关，这是身为人类的本能。

埃博拉的身影依然没有远去，刚果民主共和国（就是20世纪10年代的扎伊尔）于2018年再次暴发埃博拉疫情。截至2020年6月20日，本次暴发已造成3463人感染，死亡2280例，死亡率为65.8%，接近66%。病毒之王的身影从未走远，病毒的世界里人类才是闯入者。而如果在病毒的世界里，我们依然傲慢、自大、冷漠，那么作为闯入者的我们终将被清除。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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